显然，优秀作家对意识的捕捉，在时间上是先于常人的。他似乎掌握了头脑意识制造机的结构，可以在这台机器运转之前就预判出它的产物。这时候，文学与意识的关系不仅仅涉足到文学能够赋予新道德的层面，它还进入了文学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区别于别的学科的终极问题。心理学、社会学甚或经济学，都可以对人的行为、意识做出解读，但他们的解读往往是基于结果的，也往往采取一种严谨的、不动声色的科学态度进行“后视之明”的阐释。对于作家来说，他们的推测却往往开始于行动之前，亦即，文学对人的存在的描绘，始于原因而非结果。作家们手持极为精密的刀具，一层层翻开我们五脏六腑的暗箱，抖落一地藏纳的念头。他们替我们面对内心的私语，甚至帮助我们发现私语的夹层。这个过程不依靠任何创作观念，只凭借无限逼近“人何以为人”的勇气，有时候，这种勇气是令人绝望的。对个体化意识发掘的推崇，恰恰不是要役使人走上孤绝于人世的体验，相反，越是那些细如毫发的感受，越具有某种潜入每个人生存境遇的普遍可能性。这种普遍的欲望更接近于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宏图，而非康德那与星空同辉、常人难以企及的普遍道德律令。C。S。路易斯在《文艺评论的实验》结尾，有一段激动人心的评论：“在阅读伟大文学之时，我化身为千万人，但我仍然是我自己。恰如希腊诗歌中的夜空，我以无数之眼观看，但观看之人仍是我。”每潜入一部伟大作品的私密个体意识，都是一次从自我走向普遍、最后仍归位于自我的逡巡，在触摸到包蕴于普遍性的个殊性的珍贵时刻，也许就是路易斯所谓的“我前所未有的是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