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性的艺术
可能性的艺术 名言/名句/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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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的一大功能,就是把四处冲撞的精英冲动,纳入到一个轨道上来,那就是读书做官,为皇帝效力。这就类似于面对四处蔓延的洪流,给挖一个沟渠,把所有的水都给引到这一个水渠当中,让水势变得可控。所以,科举制的厉害之处,不仅仅在于选拔了一批人才,而且是通过利益和价值导向制造了一个庞大的士人阶层。10,000个人去参加考试,最后可能只取100个人做官,但是科举的功能不仅仅是找到这100个人,而是让那9900个人也加入这个游戏,这就是科举制政治吸纳的功能。 所以,总结一下,为什么说文官制对于中国的国家能力意义重大?首先,文官制中的“官”,也就是官僚集团,通过一个细密的组织网络,把一个庞大的帝国给捆到一起,产生了巨大的组织红利。其次,文官制中的“文”,则通过抑制武人、财阀、宗教力量等,把社会精英引流到了读书做官、为皇帝服务的道路上来。这两个机制相结合,文官制大大强化了古代中国的国家能力,并使这种能力成为一种深厚的传统。王朝可以亡,政治文明却不会亡;国家可以改名换姓,但是国家主义却可以生生不息。 但是,另一方面,过于细密的官僚体系、过于强大的国家能力,也可能意味着国家淹没社会、国家取消社会。就中国而言,历朝历代“官”对“民”的压迫,我们从各种历史记载中早已熟知。对“读书做官”的过度推崇,在历史上也长期抑制了中国社会其他维度的发展,工商业的萎靡、科技的落后、军事战斗力的萎缩等,都与此相关。所以,古代中国早期虽然秩序没有那么稳固,但是相对生机勃勃,越到后期就越暮气沉沉。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无论是民主崩溃,还是民主伪劣化,在21世纪初都的确频繁发生了,在这个意义上,民主衰退的确是一个不容否认的现象。有学者认为,正如历史上第一波民主化浪潮之后出现了第一波民主衰退第二波民主化浪潮之后出现了第二波民主衰退,目前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后的第三波民主衰退。历史总是“进两步,退一步”,这次也不例外。因此,广泛存在的民主悲观主义,显然有它的现实依据。以前人们可能觉得,民主转型有一个目的地,道路虽然曲折,前途必然光明,所有的动荡都只是“转型的阵痛”而已。现在看来,这种目的论本身就存在问题,阵痛有可能成为长痛,成为慢性病,甚至成为癌症。道路必然曲折,前途却未必光明。这也是为什么在很多人眼中,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破产了:自由式民主不但没能终结历史,自己却似乎被历史给终结了。民主乐观主义被民主悲观主义取代。某种意义上,越是极端的乐观主义者,越有可能转化为极端的悲观主义者,因为最强烈的乐观容易陷入最深的失望,而最深的失望通向最强烈的悲观。 现在的问题只是,这种悲观是历史对自由式民主的终审判决,还是和之前的乐观一样,只是历史循环的一个驿站?历史如此神秘莫测,或许我们只能无限接近却永远不可能抵达它的谜底。
如果更重要的问题是贫困而不仅仅是贫富差距本身,那么解题思路就应该注重激励投资和就业,也就是创造财富,而不仅仅是再分配财富。如果问题相当程度上是家庭结构而不仅仅是再分配不足,那么部分答案就在于鼓励一种稳定、负责的婚姻观,而不完全是更大更多的政府。如果技术进步驱动着不平等的上升,那么,为了保护技术创新,“改造世界”更多的应该是政策微调,而不是将特定的经济模式连根拔起。如果富人其实已经并且正在接受相当程度的财富再分配,而不仅仅是贪得无厌的既得利益集团,那么,更合理的做法是继续协商改良,而不是发动基于“敌我话语”的阶级斗争。说到底,不平等问题之所以棘手,是因为平等并非我们所追求的唯一目标,它只是我们所珍视的各种价值之一。如果平等是唯一目标,那事情就好办了。大家知道最能“让所有人站到同一条起跑线上”的机制是什么吗?是战争。中国历史上,每次改朝换代都血雨腥风,一打完仗,大家都平等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但这是平等的贫穷,而我们真正想要的,不是“向下的平等”,而是“向上的平等”,不是把上面的人拉下来,而是把下面的人拉上去。而在“向上的平等”中,平等就必须和其他价值并存:自由、秩序、创新、责任感,等等。P164
2001年后,这种宗教极端主义的力量,成为阿富汗国家建构最大的障碍。我们可能会觉得,为什么塔利班一定要和政府打?他们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谈谈,就像南非当年一样实现权力分享吗?答案是:不能。至少,如果现在的塔利班还是过去的塔利班,答案就是“不能”。为什么?因为宗教原教旨主义带来的意识形态刚性。在他们的观念体系中,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法”必须成为国土上唯一和最高的法,而人类所能制定的法—不管是国王制定的还是所谓民主议会制定的,只能臣服于“伊斯兰法”。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如何接受与政治世俗派分享权力?纯粹的权力之争或者利益之争可以讨价还价,但是你死我活的观念之争却没有商量的余地。 让阿富汗跌入今天这个旋涡的,主要不是静态的地理因素,而是两种极端主义的对撞一苏联式的极左浪潮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两种极端看似南辕北辙,在一点上却彼此相似,那就是它们“改造世界”的狂热,那种用理性、用纯净的道德理想、用原教旨主义去重新书写历史的热情。这种冲动摧毁了阿富汗原有的政治秩序,却发现在人心面前,暴力会抵达它的限度。很多国家都经历过极左主义或者宗教原教旨主义,但是把这两者在短时间内都经历一遍的国家,却似乎只有阿富汗,简直相当于一个人被两辆卡车分别碾压了一遍。更糟的是,这两种力量在阿富汗发生了遭遇战。关于这场遭遇战,有个学者的比喻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苏军入侵后,宗教极端主义的兴起,就像是阿富汗面对病毒人侵时的免疫风暴一它的确杀死了病毒,但是同时也杀死了自己。
所以,真正支撑民主运转的,未必是无节制的参与精神,而更可能是一种有限度的参与意识。关于这一点,政治文化学者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说得很透彻了。他在《公民文化》这本书中,比较了五个国家的政治观念。虽然书中关于实证材料的部分已经过时了,但是他的基本结论,今天来看,却是历久弥新。什么是“民主文化”?我们通常认为,越热衷于政治参与的文化就越是民主文化,但这本书认为,实际上,真正的民主文化,恰恰是参与精神、服从意识以及政治冷淡这三种东西之间的混合体。换句话说,民主文化未必是一种纯粹的“参与文化”,而是一种“混合文化”。 我们常常说,某某革命失败,是因为革命不彻底,其实,很多革命的失败,恰恰是因为它太追求彻底。仔细想想,这也并不奇怪。物极必反是个朴素的道理,却包含无穷的智慧。资本主义需要从“丛林资本主义”中拯救自身,宗教信仰需要从“原教旨主义”中拯救自身,爱国主义需要从“沙文主义”中拯救自身,民主,也同样需要从过度的政治激情中拯救自身。只可惜,无数道理,每一个国家、每一代人,往往都需要亲自撞得头破血流才能真正领悟。有时候,甚至撞得头破血流也难以领悟。或许是因为,很多时候,耐心比勇气更难达至,节制比热情更需要技艺。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是对公民美德的嘉奖,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挽留它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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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的艺术

《可能性的艺术》

作者:刘瑜

刘瑜其他作品: 《送你一颗子弹》
《可能性的艺术》简介:

「内容简介」一个和平“爆发”的年代?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国家能力从何而来?文明的冲突是一个过时的预言?……面对林林总总的政治问题,作者带领我们以一种比较的视角,在民主问责和国家能力两个政治比较的核心维度下,建立起观察的参照系,将不同体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纳入比较的视野,去分析我们的时代背景和全球化进程,讨论不同国家的政治转型与国家能力,以及文化和经济...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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