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发表公开或半公开信,有些人做出不再握手的愤怒决定,友谊和婚姻因为争论她把这个或那个人视为告密者到底是对了还是错了而破裂。一位著名的异见分子抖动山羊胡子宣称：“她在我们整代人身上拉屎”；另一些人则赶紧跑去他们的乡间别墅关起门来写反回忆录。这已经是70年代初，约六年后，同一批人将因为索尔仁尼琴对犹太人的态度而发生同样严重的分歧。文学界的意识中存在着某种东西，它难以忍受某个人的道德权威。他们默默接受存在着党第一书记或“元首”，如同默默接受存在着必要之恶，但他们会热烈地质疑一位先知。可以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被人告知你是一个奴隶，要比被人告知在道德上你是零更好消受些。毕竟，一只跌倒的狗不应被踢。然而，先知踢一只跌倒的狗，不是要干掉它，而是要使它站起来。对这些踢的抗拒，也即对一位作家的断言和指控的质疑，不是出于对真相的求知，而是出于知识界对奴役状态的沾沾自喜。因此，对文学界来说更无法忍受的是，那权威竟然不仅是道德上的，而且是文化上的一一在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的例子中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