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八十年代起，我和父親的地位顛倒過來——他對我幾乎言聽計從，至少口是心非。我們從未真正平等過，有時我多想跟他成為朋友，說說心裡話什麼的，但發現這不可能。其實，幾乎每個中國男人心中都有個小暴君，且角色複雜：在社會上小暴君基本是衙役順民，不越雷池一步，「人闊臉就變」，對手下對百姓心狠手辣，這在歷代造反者身上尤其明顯，關鍵是轉換自如，無須過度；在家中小暴君必是主宰，無平等可言，不僅老婆孩子，甚至連男主人自己都在其股掌中。直到我成為父親，才意識到這暴君意識來自血液來自文化深處，根深蒂固，離經叛道者如我也在所難逃。回望父親的人生道路，我辨認出自己的足跡，亦步亦趨，交錯重合——這一發現讓我震驚。一九九九年年底，盛傳世界末日來臨。我開車從舊金山回家，夜深，月亮又大又圓，金燦燦，果然有末日跡象。父親在後座自言自語：「我怎麼活了這麼大歲數，人生總有個頭吧？」記得九歲那年春天，父親帶我去北海公園玩。回家的路上，暮色四起，略帶解凍的寒意。沿湖邊徐行，離公園後門兩三百米處，父親放慢腳步，環顧遊人，突然對我說；「這裡所有的人，一百年後都不在了，包括我們。」我愣住，擡頭看父親，他鏡片閃光，隱隱露出一絲嘲笑。⋯⋯二〇〇三年元月十一日，星期六，我像往常那樣，上午十點左右來到三〇四醫院病房。第二天我就要返回美國了。中午時分，我餵完飯，用電動剃鬚刀幫他把臉刮淨。我們都知道，最後的時刻到了。他舌頭在口中用力翻捲，居然吐出幾個清晰的字：「我愛你。」我衝動地摟住他：「爸爸，我也愛妳。」記憶所及，這是我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這樣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