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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容纳性是特别可贵的，包含了我们对现代生活的理解。现代生活中，我们对人不像神学时代那样有非常极端的唯一性的要求，也不是现代主义阶段对人有那种终身价值的要求。我们作为个体的人，面对这么庞杂的时代变迁，对人的宽容度一下子加大了。这部电影表达出来的东西，尽管看上去让人有点伤感，但是另一方面又使人在面对我们的时代生活时增添很多宽度和力量。我们说在前任这么一个命题之下概括的其实是生活，概括的是时代所要求的以人为尺度，而不是以某种原则为尺度、以某种神圣的东西为尺度，去对人的生活造成一种苛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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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梁永安
梁永安，山东威海人，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被评为复旦大学“最受欢迎老师”。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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