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于我是一个，同伴们（大 约 都 二十六、 二十七、二十八岁）如整群白鸟在一种对小说冒险充满远眺激情的于蓝天飞翔的整幅记忆画面。我们后来被称为“内向世代”。似乎这批台湾六〇后的年轻小说家群，在政治“解严”、文化的现实位标因媒体开放，因汹涌窜出的专家语言而立体纵深。年轻的小说家们已到了台湾现代小说语言实验的第三代了（在我们前代的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李永平、张贵兴、李渝、舞鹤……），他们的作品，似乎已将中文现代主义的语言实验，推到一个成熟且贪婪连接上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埃科……这些如万花筒如迷宫，小说如连接世界不同语境之观看方法论的“大航海时代”，你可以透过小说的虚构、赋格、飞行设计图或类似一座大教堂的繁丽建筑，出航到人类心灵海洋的任何百慕大，捕捞任何一迷踪、裹胁了神秘、失落存在意义的白鲸。问题是，回头观看当时的我们，这批处于九〇年代台湾六〇后的年轻小说家群，你会发现，他们动员了更精微的显影术，更微物之神的静室里的时光踟蹰，更敏感的纤毛和触须……却都像是如此专注却又无能为力地想探勘“我是谁”—那个大历史图卷已无法激起说故事热情；“我”，像被摘掉耳朵半规管的医学院实验课的鸽子。那样的自画像，通常已是一张残缺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