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记得十九世纪临末时的一代智者们，恭恭敬敬把二十世纪称作34;新世纪34;，曙光到来，多少美好的希望，这些善男信女被后人叫做34;理想主义者34;，而我们才是本世纪的当事见证人，我们可不肯再奉二十一世纪为34;新世纪34;，也不期望有何世界性的曙光出现。二十世纪明明辜负了十九世纪的寄托，是对不起十九世纪的。夜未央，我望见的只是私人的曙光，手帕般大的，鱼肚白色的，不过我还是欣欣然向它走去。我可不是理想主义者，我是从急骤堕落的东方文化的绝境中，仓皇脱越而来到西方的，西方文化也在衰颓，然而总要尊严些，舒徐有致些--就像从一只快要灭顶的破船上跳到另一只缓缓下沉的巨轮上，甲板虽已倾斜，尚可坐下来写些短诗。我贪婪于攫取时间和空间，这是生存的要素呀。幸与不幸，都只在于我的人和我的艺术是同义的一元的，以十六年的时光和精力，稍稍兑现了初诺抚平了宿愿，我可以将已出版的书视作累赘而推开不顾，独自空身朝前走去，望着手帕般大的一方曙光，现代人早已不用手帕，所以不知道私人的曙光有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