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也因为贫富差距而出现政治撕裂。近年西方右翼民粹主义上升，助推力之一，正是高度的不平等。我们前面讲经济全球化的时候讲到过，一边是“达沃斯人”，冲出本国的小市场，走向全球的大市场，财富直线上升；一边是发达国家的蓝领工人，因为产业转移、技术更新、移民竞争，越来越成为“多余的人”，于是，怨恨点燃了右翼民粹主义。 经济不平等不但激活了激进的右翼势力，也激活了激进的左翼力量。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We are the99%”的口号响彻云霄，此后，左翼的核心议题之一就是财富再分配。2015年，以“社会主义者”自称的桑德斯还是民主党人中的一个异类，当时民众对他有“正面看法”的只有12%，但是到2018年，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53%，在18一34岁的年轻人中，更是接近60%。2020年8月有个新闻，因为对亚马逊最低工资不满，有抗议者到贝索斯家门口架了一个断头台。虽然只是一个仿制品，但这里面的寓意，还是令人不寒而栗。所以，一边是右翼民粹主义上升，一边是左翼的激进化，经济两极化造成政治的两极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