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先说出我的结论，然后再试图分析为什么。在我看来，冷战后，文化冲突的确越来越成为全球性政治冲突的一条主线，但是，对冲突的阵营，亨廷顿却产生了误判。冲突的双方未必是以“历史文明圈”为基础的西方与东方，而更可能是各个文明圈、各国内部的“现代派”与“传统派”。也就是说，这场文化冲突越来越表现为各文明圈、各国内部的“文化内战”，而不是不同文明圈之间的斗争。这当然不是说各大“历史文明圈”之间没有重大的政治文化差异，而是说在目前和可见的将来，“历史文明圈”并非文化冲突的主要组织者。 根本而言，价值观冲突不是因为某些文明被历史囚禁或者被宗教绑架，而是因为每种文明消化现代化的冲击都艰难无比。只不过，某些文明更早地被冲击、被改造，所以对于后发展国家，现代和传统之争一度表现为所谓的“东西之争”“内外之争”。但是，随着经济和信息的全球化，“他者”更深地进入各国内部，矛盾开始内化，它不再是“内外之争”，而是转化为社会内部的现代派和传统派之争，在社会的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内部展开。即使是在发达国家，这种斗争也方兴未艾，因为当保守派走向进步，进步派早已绝尘而去，更加进步了，两者之间的相对距离还是在那里，甚至在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