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七日谈

文学七日谈简介

复旦大学老师梁永安与青年读者的一次关于小说的无限畅谈。

以有料、有趣的对话方式,将七部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十日谈》《傲慢与偏见》《包法利夫人》《了不起的盖茨比》《印度之行》《黑暗的心》)拼贴成一幅生动的文化地图。按图索骥,抽丝剥茧,为当下的读者探明那些曾在小说中发人深省,却早已遭人遗忘的历史坐标点,撬动我们看似熟极而流的固有概念(工作、恋爱、自我、婚姻,等等),让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困扰我们的选择、那些使我们焦虑的脱发,“压力山大”与“累觉不爱”,通通在小说的世界中入定,在深一度的阅读里,找到精神的树洞。

文学七日谈 名言/名句/语录

《堂吉河德》让你看到一种活法,这种活法具有真正的人的那种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在塞万提斯的时代,已经不在宗教和封建领主身上了,而是在工商业文明发展起来后的中间阶层里滑动。反过来,它也会投射在被带人角色后的读者身上,让读者去认可这种在时代断裂地带里萌芽的新身份。其实在十七世纪初,人文主义还在摸索期,但我们从这部小说中可以看到很明显的进步,这恰恰是因为塞万提斯站在了一个新历史身份的破土之地,扫描出了时代递变这一截面。 写信是一项女性重要的消遣,而且相较于阅读,写信是更为重要的社交方式,写信的欲望也往往比写作来得强烈和持久。因为它是暗诉心曲、分享“八卦”的最佳途径。阅读当时人们遗留下来的信件,你会惊讶于那些双方坦诚到让人含羞的露骨言辞,提到这个,十九世纪的作家福楼拜应该是最出名的一位。简·奥斯丁一生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用在写信上的。 可惜在她去世后,她的姐姐卡桑德拉把她的大部分信件都付之一炬。这样一来,女性在阅读和写信的双重作用下,丰富了自己的想象力,锻炼了笔头实践,在此基础上的写作,似乎就变成了水到渠成的事。还值得补充的是,当时的人们热衷于把书或者信大声地朗读出来,作为一个家庭娱乐项目。在《傲慢与偏见》中你就能读到班内特一家曾这样读书与听书。当然,在当时说来,这也是出于经济考虑,因为一本书的成本仍然很高,家里的藏书总是有限的;另一方面,战争期间的蜡烛照明也是一笔高昂的费用,一个人朗读一本书让一群人听,是消耗照明性价比最高的方式,同时也是把一本书消遣得最到位的方式。 美国梦,或日,一门心思“搞钱”!我记得是在一九八七年左右,那时学校安排我陪一个留学生住。那个年代来中国的留学生还不多,很多都是把住校生和留学生安排在一起,有点互相做语伴的意思。当时安排给我的是一个美国人。他的名字我现在记不得了,但我印象很深,他告诉我,他因为逃兵役,不想去越南打仗,曾经跑到加拿大变成加拿大人,后来又回来变回美国人。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北京,我陪他去美国大使馆。那时去大使馆你会收到一种小册子,就是介绍美国文化的那种。我印象很深的是,小册子一翻开有一行介绍,翻译成汉语,大致意思是:美国社会是以个人财富为标准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功的。 讲得这么赤裸和直白? 所以对当时初次接触美国文化的我来说,虽然不得其要领,但真是大受震撼。后来对美国文化了解深了,也就明白,美国以金钱作为标准衡量个人价值,其目的其实是追求一种机会均等的原则。当“五月花”号离开欧洲大陆,去向北美洲之时,在大风大浪里大家就达成了共识一到了新大陆,不搞贵族制!取消因等级位阶造成的生而不平等。但反过来,在英国或者欧洲,一个人如果有钱了,他会想着买个爵位,追求一种阶级的跃升,获得声望与荣誉的满足,这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趋性。但美国一下子取消了后者,这样一来除了钱就只剩下钱了。 生活的绝大部分都是如此枯燥乏味,根本就不值得一说,那些将其描绘得趣味盎然的书籍和言论,全都是迫不得已的夸大其词,无非是为了证明其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蛰伏在工作或是社会义务的蚕茧中,人类灵魂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休眠状态,虽能记录下欢欣与痛苦的不同,却绝不像我们假装得那般活跃警醒。即便是在最为令人兴奋的日子里,也大多会有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死水般的时刻,虽然我们持续不断地大喊“我快活极了”或是“真是吓死我了”,其实我们根本就是在惺惺作态,言不由衷。“就我的感觉所及,我觉得享受或是恐怖”——事实不过如此,而一个经过精确校准的有机体则会对此三缄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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