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余生

漫长的余生简介

公元466年,宋明帝刘彧与在寻阳称帝的侄子刘子勋二帝并立,内战几乎波及刘宋全境,继而演变为与北魏之间的战争。生于南朝中层官僚家庭的王钟儿,被迫卷入,家破人亡,两年后被掠为平城宫的普通宫女,时年三十岁。可是,她的命运却偶然地与“子贵母死”制度发生了联系,意外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先后以宫女和比丘尼的身份成为抚育两代皇帝的关键人物,竟在北魏宫廷生活了五十六年之久。

罗新教授利用墓志等史料讲述了王钟儿漫长而又跌宕起伏的一生,并以她的眼睛去看她身处其中的时代,把皇帝、后妃、外戚、朝臣、宦官和宫女都还原为具体的人,看到他们面对权力时的喜悦、疑惧、张狂、绝望……随着王钟儿人生故事展开的,还有从献文帝、孝文帝到宣武帝、孝明帝近八十年的北魏历史,当然也有被时代的惊涛骇浪席卷的许许多多人。

我们关注遥远时代的普通人,是因为他们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没有他们,历史就是不完整...

漫长的余生 名言/名句/语录

北魏皇宫(肯定不限于宫廷)里的奴婢,无论是男性宦者还是女性宫女,其来源多为罪犯与俘虏。《魏书·阉官传》为25名宦官立传,其中22人不是战争中俘掠而来,就是因家庭陷罪而横受宫刑。一般印象,觉得成为阉官要求年少,史料中阉官亦多见少小入宫,比如常珍奇的少子常沙弥就是一例。其实宫刑并无年龄区别,只是罪犯之家成年男性多被处死,仅剩少年入宫。宫女更不分年龄,上述兰陵长公主案件中的张、陈二女,“付宫”时都在成年,我们故事的主人公王钟儿入宫时年已三十。 身份制与等级制社会对出身和流动限度是非常敏感的,出身寒贱者只宜在一个限阈内流动,如果因某种机缘突破了制度设定的流动极限,进人由特定身份等级社会所专属的那个阶层,他就成为通常不受欢迎的特例。对高等级政治职务的垄断,反映了国家对高等级社会经济政治利益的制度性保障,与此相配合,就有一整套意识形态设置,其基本舆论不仅是当时政治的晴雨表,也会反映在历史编纂中。突破身份的制度性极限,意味着必然面对否定性的社会舆论。清人钱大昕说:“六朝人重门第,故寒族而登要路者,率以恩倖目之。”目之为恩倖,就是对其权位予以伦理性的否定。 高肇家族既非拓跋崛起所赖的代人,又与华北名族的社会网络无关,骤得权势,超然于宗室及旧族之上,当然会被权贵社会视为异类,和那些被列入《恩倖传》的人物差不太多。《北史·外戚传》:“(高)肇出自夷土,时望轻之。”表面上是针对高肇的出身,其实是因为他过于突然地闯入了权势阶层。权势是限量供应的绝对奢侈品,在高等级社会内也存在着血与火的竞争,现在一个外人未经竞争而轻松攫取,可想而知,他必定成为整个高等级社会的眼中钉。 然而,皇帝制度又在法理上决定了一切政治权力都不过是皇权的延伸,也就是说,皇帝既是一切官爵合法性的来源,也是一切官爵的终极分配者。皇帝制度内在属性之一,就是皇帝可以突破已有制度。由此决定了官职竞争中总有弯道超车者,也总有火箭式干部。当宣武帝这样一个内心安全感甚弱,对外界难以信任的皇帝在位,他总是更容易信任那些与他有个人性联系的人。那么很自然的,他会信用当他还处在弱势地位时与他亲近的人,也就是东官时期和亲政之前的侍卫、御医、宦官等等,再就是与他母亲有关联者,包括宫女和外戚。高肇兄弟“数日之间,富贵赫奕”,要放在这个背景下理解。 高肇以帝舅之尊,深得宣武帝信任,封以高爵,授以重官,只要这种信任不变,朝野内外是无人能奈... 算算大冯从立为皇后到“含椒而尽”,不过一年八个月,其中还有超过一半时间处在担惊受怕中。李善注《文选》引《文子》曰:“有荣华者,必有愁悴。”愁悴来得如此迅疾,也是难以想象。恰如班固所言:“朝为荣华,夕而憔悴,福不盈眦,祸溢于世。” 罪人家庭女性“没奚官”时,常见母女同行,特别是母亲带着幼年女儿入宫,王僧男就是如此。据墓志,僧男祖父王觥、父亲王那分任安定太守和上洛太守,显然是安定的地方豪家,墓志所谓“地华泾陇,望带豪胄”。王那“以雄侠罔法”,招致杀身之祸,“唯男与母,伶丁荼蓼,独入宫焉,时年有六”。王僧男生于文成帝兴光元年(454),可知王那陷法在太安五年(459)。六岁的王僧男跟着母亲进入奚官,开始了她长达六十二年的宫女生涯。王僧男墓志记录了针对幼年宫女的学校教育制度(宫学),在这种学校读书的宫女成为“宫学生”。墓志说王僧男“聪令韶朗,故简充学生”。很可能,幼女随母入宫的情况相当普遍,后宫为其中适合读书者开设学校,以培养有文化的宫女。墓志说僧男“惠性敏悟,日诵千言,听受训诂,一闻持晓”,竟是一个读书种子。这是她能够“超升女尚书”的原因,而她在这个职务上“能记释嫔嫱,接进有序,克当乾心,使彤管扬辉,故锡品二”,似乎工作内容是安排皇帝接御妃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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