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经典语录/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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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克勒克政府与曼德拉配合,小心翼翼地驾驭了这个谈判过程。为了压住白人阵营的极右声音,1992年,他在白人内部组织了一场公投,结果是69%的民众同意结束种族隔离制度,这个结果让他有了放手谈判的砝码。然后,在“大势已去”的形势下,德克勒克政府和非国大开始协商转型细节。我们前面提到的各种“权力保留地”条款,比如联邦制、行政分权安排、财产保护条款、大赦条款,还有军队和公务员的留置条款等,都是德克勒克推动的。可以说,他把这些最有可能成为转型地雷的地方给预先“排雷”了,为后来的平稳转型开拓了一大片安全地带。:其流侧播块简贵摩1994年后,南非国民党毫无悬念地从第一大党变成第二大党。此后两年,德克勒克以副总统的身份,带领国民党参与民族团结政府,辅佐非国大执政。可以想象,非国大作为长期的“革命党”,执政经验不足,这个时候,南非国民党作为前执政党的辅佐就特别重要。 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国民党成为新内阁的核心力量,这为南非的平稳过渡创造了重要条件。所以,与很多转型国家经济一落千丈不同,南非在转型后的最初15年左右,恰恰是其经济增长态势最好的时候一GDP年均增长率4%左右,虽然不是那么高,但是对比苏东阵营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大滑坡,对比转型之前以及最近10年,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
我以前读《纳粹医生》这本书,有一个细节印象深刻。作者说,在整个德国纳粹史上,尽管杀人无数,官方文件上却从来没有出现过“杀死”(kill)这个词,永远都是“清除”“驱逐”“净化”乃至“最后方案”等正面或中性词汇。也就是说,纳粹从来避免以屠杀者的身份出现,他们试图以“拯救者”的面目出现,以“科学理性”的面目出现,以“进步推动者”的面目出现。用党卫军首领希姆莱的话来说:“国家社会主义不过是应用生物学而已。” 因此,当时很多普通德国人,正是通过这种“生物进步主义34;的意识形态看待纳粹之恶,而通过这个“翻译软件”看到的恶,就不再是恶了,是为了迎接美好明天进行的“大扫除”。艾希曼之所以如此热情洋溢地投入到反犹工作中,也正是因为接受了这样一种世界观。在20世纪50年代的访谈中,他明确表示:“在完全理解《凡尔赛条约》的耻辱之前,我已经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信奉者了。很大程度上,国家社会主义就是超级民族主义。”他甚至表示,他是康德的信徒,不过,他说,“苏格拉底式的智慧,应该臣服于国家的法律。” 所以,普通人为什么会作恶?因为恐惧,因为利益诱惑,因为观念的魔法。个体的恶或许乏味,但是集体的恶从来并不平庸,它前面往往是权力的指挥棒在呼风唤雨,而燃料则是被不容置疑的政治话语所点燃的激情。也就是说,艾希曼或许并不像阿伦特所说的那样“不假思索”,在高压、在利益面前,他始终进行着精密的计算,而动听的意识形态则给了这种计算一个合理化的外衣。所谓盲目,与其说是个体的“不思考”,不如说是系统的“反思考”。它不是任何人天生的无能,而是制度所施加的近视。
在这里,我先说出我的结论,然后再试图分析为什么。在我看来,冷战后,文化冲突的确越来越成为全球性政治冲突的一条主线,但是,对冲突的阵营,亨廷顿却产生了误判。冲突的双方未必是以“历史文明圈”为基础的西方与东方,而更可能是各个文明圈、各国内部的“现代派”与“传统派”。也就是说,这场文化冲突越来越表现为各文明圈、各国内部的“文化内战”,而不是不同文明圈之间的斗争。这当然不是说各大“历史文明圈”之间没有重大的政治文化差异,而是说在目前和可见的将来,“历史文明圈”并非文化冲突的主要组织者。 根本而言,价值观冲突不是因为某些文明被历史囚禁或者被宗教绑架,而是因为每种文明消化现代化的冲击都艰难无比。只不过,某些文明更早地被冲击、被改造,所以对于后发展国家,现代和传统之争一度表现为所谓的“东西之争”“内外之争”。但是,随着经济和信息的全球化,“他者”更深地进入各国内部,矛盾开始内化,它不再是“内外之争”,而是转化为社会内部的现代派和传统派之争,在社会的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内部展开。即使是在发达国家,这种斗争也方兴未艾,因为当保守派走向进步,进步派早已绝尘而去,更加进步了,两者之间的相对距离还是在那里,甚至在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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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 经典语录

刘瑜

刘瑜作品: 《送你一颗子弹》 《可能性的艺术》
刘瑜简介:

刘瑜,女,1975年12月生,江西鄱阳人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毕业,研究生学历,政治学博士学位。学者,作家,诗人。现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等职。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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