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记忆被赋予太多价值，思考则未受足够重视。把他们的苦难拿来跟另一个民族的苦难并列，等于是互相比较（谁的地狱更糟糕？），从而把萨拉热窝的殉难贬为一个例子而已。对现代性的批判（它几乎像现代性本身一样古老）有一个基本理念，认为现代生活充斥着大量恐怖，它们腐蚀我们，也使我们逐渐习惯它们。这是波德莱尔写于十九世纪六〇年代初的日记： 浏览任何报纸，不管是哪天、哪月或哪年，根本不可能不在每一行里看到人类反常的可怕踪迹……每一份报纸，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除了一系列恐怖，什么也没有。战争、犯罪、盗窃、纵欲、酷刑，王子、国家和个人的邪恶行为，全都是世界性的暴行的狂欢。文明人每天正是以这种可憎的开胃菜来帮助消化他的早餐。同情是一种不稳定的感情。它需要被转化为行动，否则就会枯竭。我们的同情宣布我们的清白，同时也宣布我们的无能。记忆愈来愈变成不是回想一个故事，而是有能力回想一张照片。照片留下了参考路线，成为追求各种目标的图腾：情绪围绕一张照片要比围绕着一个文字口号更容易清晰化。照片还有助于建构——以及修改——我们对较遥远的过去的感知，尤其是迄今不为人知的照片的流传带来的事后震撼。大家都认得的照片，如今已构成一个社会选择思考什么或宣称它已选择思考什么时不可或缺的参照。社会把这些理念称为“记忆”，而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是一种虚构。严格地讲，根本不存在集体记忆这回事——它就像集体悔罪这种假概念一样无稽。但却存在集体指示。有关暴行的照片，既是展示，也是合谋。照片把人物和事物客观化：它们把一件事或一个人变成可被拥有的东西。照片是一种炼金术，尽管它们是作为一种对现实一目了然的描述而被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