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如果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在19世纪30年代宣称“彼得堡比所有美国城市更具独特性，因为它是一个古老国家里的新城市；因此它是新希望，是这个国家奇妙的未来”，那么四分之一世纪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会讽刺地回答说：“这是一座庞大的现代化酒店的建筑——它的效率已经具体化，它的美国风格，数以百计的房间；再清楚不过的是，我们也有铁路，我们也突然变得像高效率的民族了。”用“美国风格”来称呼圣彼得堡历史上的资本主义时代，也许有点儿牵强；但视觉上与欧洲的相似性却是颇为惊人的。况且，并非只是银行和合股公司的门面以其巨象似的坚固性匹比它们在柏林和伦敦的同类物；一个像埃利塞夫兄弟食品店（它还完整保存着，而且运作良好，原因之一是今天可扩充的食品并不多）这样的地方的内部装饰，可轻易与巴黎的福雄媲美。真相是，每一种“主义”都是在一种其规模大到足以嘲弄民族身份的程度上传播；资本主义也不例外。这座城市正在蓬勃发展；人力资源从帝国四面八方涌来；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一倍，卖淫业繁荣，孤儿院泛滥；港湾里的水因出口俄罗斯谷物的船只而翻腾，如同今天它因船只把谷物从国外运来俄罗斯而翻腾。它是一座国际城市，有很大的法国人、德国人、荷兰人和英国人聚居地，更别说外交官和商人了。普希金借“青铜骑士”之口说出的预言“所有旌旗都将以客人身份来探访我们”如假包换地实现了。如果说在19世纪，对西方的模仿肤浅如贵族阶层的化妆和时装（“这些俄国猴子！”一名法国贵族在冬宫出席一次舞会之后叫道，“他们学得多快！他们已胜过我们的宫廷！”），那么19世纪的圣彼得堡连同其暴发户资产阶级、上流社会、花柳社会等，已变得够西化，甚至可以对欧洲怀有一定程度的轻蔑了。然而，这种主要见诸文学中的轻蔑，与传统俄罗斯的恐外症没有什么关系，恐外症常常以论证东正教优于天主教的面目出现。这种轻蔑更多是这座城市对自身的反应，是自称的理想主义对商业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