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它将过去转变为可消费品，是一条捷径。任何摄影集都是对历史的一种超现实主义综合剪辑和超现实主义压缩的尝试。正如Kurt Schwitters，前不久还有Bruce Conner和Ed Kienholz用废料只做了光亮的物体、生动的场面和环境艺术一样，我们现在也用自己的废墟制造着历史。一些德行操守，与民主社会恰相吻合的市民型操守，被附加在日常生活当中。真正的现代主义并非节制苦行，而是一种垃圾狼藉的殷实富足——是对惠特曼式崇高梦想心存不轨的效颦。在摄影家和波普艺术家的影响下，像Robert Venturi这样的建筑师师从拉斯·维加斯，并发现时代广场在不走样地步圣马可广场的后尘；由于其自由的赠品，在欧洲城市的美和龌龊中不可能拥有的美好生活的赠品，Rayner Banham赞美洛杉矶的“即时性建筑和即时性城市图景”——颂扬由一个其意识建立于、专事于废弃物和破烂货之上的社会所奉献出来的释放物（liberation）。美国，那个超现实主义的国度，充斥着现成品。我们的破烂货已经成为了艺术。我们的破烂货已经成为了历史。照片当然是人工制品。但它们的感染力就在于，它们在一个杂乱无章地塞满照相遗物的世界里仿佛也拥有现成品情状——是世界的非计划性切片。因此，它们同时利用了艺术的威望和现实的魔力。它们是想象力的云彩和信息的弹丸。摄影已经成为丰富多彩的、挥霍浪费的、骚动不安的社会中典范的艺术——一件新型大众文化须臾不可缺少的工具。它于南北战争之后在此形成，只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征服欧洲，尽管早在1850年代它的价值就已经在富人们当中找到了立足点。据波德莱尔不无恶意地描述说，当时“我们龌龊的社会”被Daguerre“传播对历史的憎恨的廉价方法”弄得自恋般神魂颠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