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雨的记忆

革命小将创造了“嚎歌”,它是“牛鬼蛇神”们每天必唱的歌儿。歌词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该死,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有一天我刚踏进小食堂,就听见一阵类似号叫的歌声。只见“牛鬼蛇神”们正襟危坐,面对挂在墙上的一纸曲谱,由一位音乐教师教唱,教一句学一句。那位老师不时地提醒大家,必须带着认罪的感情去唱,咬字要清晰,不许走调。在座的“牛鬼蛇神”中,有的神情麻木,有的神色恍惚,但有的居然摇头晃脑,打着拍子,自我陶醉一般。周围站满幸灾乐祸看热闹的人。任何一个红卫兵,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拦住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令其唱“嚎歌”取乐。

热门推荐

1、某些书让我获得极大的精神满足。倒不是书中有什么现成的答案,而是那些作者的处境跟我差不多——在思想的泥潭中挣扎,我引为知己。从鲁迅、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到费尔巴哈、黑格尔和康德。有一次赵振开问我,听说你读哲学就像读小说,我确实觉得两者没什么区别,《精神现象学》是另一种形式的小说,只不过是用哲学概念讲述的个人故事。1967年中到1967年底,北京图书馆对外开放了。那一段时间我风雨无阻,从不缺席。每天早晨四点起床,我带上干粮,到图书馆大门外排队(每天只发两百多个座位号)。1970年1月,我被关进公安局。没过多久,第一次提审开始了。那是个高大壮实的警察,他称费尔巴哈为唯心主义,我纠正他说费尔巴哈是唯物主义哲学家。我还引用了宪法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自己辩护。这让他极为震怒。没几分钟就把我押回监房,上了背铐。一戴就是半年,除了上厕所,吃饭睡觉都不打开。 2、我们校工宣队大都是汽车修理公司的搬运工,基本文化不高。批判赵京兴可难为了工宣队的师傅们,那些哲学政治经济学词汇让他们如堕五里雾中,不得要领。当赵京兴戴上眼镜回答问题时,在场的工宣队师傅让他摘下眼镜,赵回答说摘眼镜我看不清东西。那师傅勃然大怒:这些都他妈是人,不是东西!一天,杨百朋吹黑管,吹《阿拉伯舞曲》,让军宣队“排长”听到了,觉得味儿不对,问:“杨百朋,你吹什么哪?”百朋答得妙:“阿拉伯人民热爱毛主席。”在一次赵京兴的批判大会结尾,主持人高中做总结:革命师生把他批得体无完肤,表面他不认输,按他自己日记里一句话,这叫“硬着头皮,高唱凯歌”。这时押到门口的赵京兴,挣着脖子喊了一句:“那是鲁迅先生说的!” 3、“到了那个时候,我已经看出这一“辩论”不是学术性的,而是政治性的。在那样的时候发表这样的文章无异于自投罗网。” 4、“父亲(钱伟长)对他(钱元凯)说:‘上学的机会是受人控制的,但读书与实践才是获取知识的主要课堂,在这个学校中学习的权力只掌握在你自己手中,是任何人剥夺不了的。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的习惯,这比任何名牌大学的校徽重要得多!’“ 5、“文革”草率收场,我们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与此同时,在两派冲突的背后,传来“老兵”意味深长的挑战,什么“二十年后见高低”,“你们有笔杆子,我们有枪杆子,看将来是谁的天下?” 无论在校园小路或字里行间,到处投下他们傲慢的身影。这来自“血统”的傲慢,僭越历史的傲慢,年幼无知倒也罢了,关键是他们从未有过什么反省(除少数例外)。这是一种深深的伤害,包括对他们自己,这伤害四十年来依然有效——“平民”与“贵族”的界限有如历史的伤疤,至今没有愈合。 6、后来四中校庆我们纷纷回到母校,校长和老师们见到同学们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在“文革”中都表现得不错,对老师很好,从来也没批斗过老师,更没打过老师。杨滨校长已去世,原副校长刘铁岭当了校长,他见一个同学这么说一句。其他老师也跟约好了似的,一见面也是这句话。原教导主任赵济敏老师,和我根本不熟,见到我紧紧紧握手说:你表现得也不错,你还保护了老师。我保护了老师?这才见鬼呢。四中开批斗大会,我虽不在现场,但我谁也没保护过,连班主任田佣老师我没有保护过,我只是没顾得上批斗他而已。赵济敏老师这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在统一口径——那些往事谁也不许再提了,老师们都忘了,你们还记着干什么,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干嘛这样编假话说给大家听呢?看来文化革命实在是说不清楚,那就干脆什么都别说了。
曹一凡

原作者:曹一凡

曹一凡简介:

北岛,1949年出生,本名赵振开,曾用笔名:北岛,石默。祖籍浙江湖州,生于北京。1978年同诗人芒克创办民间诗歌刊物《今天》。1990年旅居美国,现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州戴维斯大学。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著有诗集《北岛诗选》、《太阳城札记》、《北岛与顾城诗选》,中短篇小说集《波动》,译著诗集《现代北欧诗选》,散文集《失败之书》,《时间的玫瑰》等。最短的诗歌作品... (更多)

Copyright ©2024 句子摘抄本  |   豫ICP备2024103639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