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

我有幸成为我们四人当中的第三个被抓者,免除了能否痛下决心去“自首”的考验。出狱后我方得知,最后剩下的那位哥们还真是如约去自首了,倒让公安局的办案人员吃了一惊,立即对他进行搜身检查,随后就把他轰出了公安局。听办案人员的口气,大约是抓与不抓的主动权在他们手上,哪能容得你自己来决定?果然,过了几个月才又趁其不备把他抓将进去。没想到预审员极不耐烦问了我一句:“你说你没有罪?那为什么大十字(市中心)那么多人我们都没抓,单单抓了你?“这一问可把我给咽住了,当是竟无言以对。让我郁闷许久的是:这话本来该我问他,怎么他却抢在前头问了我?多年以后,我在一本法律学教科书上接触到”无罪推定“的概念,这才明白我的郁闷也不无道理。那个概念有一条简明的定义是:被告人没有义务证明自己无罪。也就是说,控方才有义务证明被告有罪,所以是该由我问他:”大十字那么多人你们都没抓,为什么单单抓了我?“但这种”资产阶级“的理自然没法对当时的”公检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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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谁复留君住。叹人生,几番离合,变成迟暮。中国哪里有什么贵族?因为贵族并不仅意味着你站在国家阶梯的第几级上,它更是文化,是教养,是责任,是荣誉,是骑士精神的延续。如果魏玛大公奥古斯特不尊崇歌德、席勒,如果克腾侯爵利奥波德不崇仰巴赫,那他们不过是头脑冬烘的领土主,而国朝之肉食者大半头脑空洞、人格猥琐、行为下作,何来高贵的血脉绵延子嗣?我看那些官宦子弟,大半粪土。那时他凭栏临风,望五百里滇池浩渺,叹岁月空逝,立志奋起直追。“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2、骑车回家的路上,跟朋友一个个分手。我骑得摇摇晃晃,不成直线,加上马路上结冰,险些摔倒。街上空无一人。繁星,树影,路灯的光晕,翘起的屋檐像船航行在黑夜。北京真美。“解开感情的绳缆/告别母爱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运乞求/红旗就是船帆/太阳就是舵手/请把我的话儿/永远记在心头……”我想起头一次听到郭路生的诗句,眼中充满泪水。迎接死亡的感觉真美。青春真美。 3、媽媽平靜地說:「我小時聽說過車爾尼雪夫斯基他們,因為寫東西被判處死刑,那時候他們就是我心目中真正的英雄。沒想到我兒子也成了這樣的人,我沒甚麼想不開的,我為他感到驕傲。」 4、朝露,翠岭,鹧鸪声从深壑间歇传来,灯油尽了,熄灭前,火苗忽然那么一亮,轻轻炸响。还有,雨后暴涨的山溪——在私人记忆中,我从未停止怀念七十年代。除了以上污浊纷乱的描述,假如我有过铭心刻骨的优美体验,全在那十年。什么能替代一个人在少年时分的所见所感?当我躺在板床上凝视法国巴比松派的风景画片,村口的大樟树亦如画中那样,亭亭如盖;油灯下读到《战争与和平》片段——罗斯托夫的弟弟与军中少年在雨夜摸索行走,彼此看不见,颤声叫道:你在哪里?——我游目出神,窗外也漆黑一片。而村头的溪,蜿蜒出山了,汇入两条宁都县境的清流,单是名字就多么好听:琴江与梅江,34;秋来江水绿如蓝。34; 5、“文革”十年,基本没有制度创新,尽管搞出了许多新名词。党支部还是在的,支部书记就兼了革委会主任;也有厂长,是革委会副主任;其余宣传组、组织组,等等,就是原来的科室,只是换了个名称,人还是那些人。只是那些干部不像原来了,每天在办公室喝茶、抽烟、看报纸,很舒坦。工人说:“越斗越坏”。我一开始听不懂,后来想想,差不多是这个道理。工人和干部,感情越来越淡,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干部的道理越讲越大,工人没法参与,也不想参与,倒是留出了许多的个人空间,也多了许多个人的想法。记不清是1975年还是1976年,批判邓小平,大字报出来,工人们捧着大茶杯,一边喝一边看,看到“物质刺激”,就喝彩,说好啊。不是工人远离了政治,而是那时候的政治赶走了工人。所以,在我印象里,那时候有“工人”,但已经开始没有了“工人阶级”。 6、历史记忆本身正在被贬值,被无意义化,被游戏化,被无厘头化,被逐月逐日降低其重要性,变成茶余饭后的一种消遣,变成可有可无。我们似乎正在进入一个失去历史记忆的时代,一个没有历史记忆也可以活下去的时代。
李陀

原作者:李陀

李陀简介:

北岛,本名赵振开,当代诗人。1949年生于北京,现居香港。1978年与朋友创办《今天》文学杂志并任主编至今,作品被译为三十余种文字出版。 李陀,现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客座研究员。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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