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原因：我们是童年还未过完就遭遇世界大战，反常的生活持续了八年，忽然胜利，少年也告结束，我们没有惨绿过，没有见习于上届的青春，他们的嘉年华中只有硝烟血迹。至此，他们已入中年，我们则二十岁上下，对人生的无知，形成对艺术理想的偏执。艺术家如蛾扑火地爱美，必须受折磨受苦，百般奋斗，不是没有卑下的情欲而是不被卑下的情欲制服，几次三番地死而复活，终于成功，一成功就不会失败了。如就当时所知的已经成型的人物而言，其中最卓越者，也不过是浪漫主义在中国的遗腹子，“五四“后，这种迟到的四方思潮很快就分趋两派：极权的、社会的。民主的、个人的。论争既起，形成两大阵营，而现实的繁复动荡，人性的幽邃多变，总是使任何一种信仰终于显得是少数主有者的刚愎自用。中国没有顺序的”人的觉醒“”启蒙运动“，缺了前提的”浪漫主义“必然是浮面的骚乱，历时半个世纪的浩大实验，人，还是有待觉醒，蒙，亦不知怎样才启。二次大战后，《约翰克里斯朵夫》在法国已无读者，而四十年代的美专艺专学生，奉此小说为圣经。“打开窗户吧，让我们呼吸英雄的气息！”“窗户”在亚洲，“气息”在欧洲，时差是一百年四百年，这种本是裨人清醒的“英雄的气息”，反而弄得我们喝醉了酒似的，将艺术的人物倾在生活中，而把现实所遇者纳入艺术里。我们的青春年华是这样结结巴巴耗完的。离别，走的那个因为忙于应付新遭遇，接纳新印象，不及多想，而送别的那个，仍在原地，明显感到少一个人了，所以处处触发冷寂的酸楚——我经识了无数次“送别”后才认为送别者更凄凉。青春原来是这样存在着的，常说的“中年人”“老年人”，内心其实是青春的。或说青春在形体上呈现地很短，在内心却留存得很长。“青春”和“生命”是同义词。如果内心也枯朽了，那么活着的形体是个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