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我觉得知识分子，或者是像我这样的人，有点不一样。我们的责任就是，当所有人都说这个事情一塌糊的时候，我们有责任告诉他们没有这么糟，里头也有好东西；当有些人把这个事情说到无限好，我们又有责任告诉他们，未必有那么好。今天很多事，我们愿意当合唱队当中的那个高音部。从古到今，文化人不是干这个的，杜甫没这么干，苏东坡也没有。苏东坡，人家都说变法好得不得了，他说变法有不好的地方，然后他成了保守党。当保守党上台，他该捞好处了，他又说你们不要把新法全部废掉，里头也有好东西。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张同道：这也是中国所谓的士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