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生命的短暂，中国人更重视的是声名的久远。以何种姿态进入历史，是每个大人物最为关心的事。这个角度看，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也许不是帝王，而是史宫。史们坐在书房里，稍稍偏偏笔头，就可以化朽为神奇，或者化神奇为腐朽，所以唐代宰相韦安石说：“世人不知史官权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圣君贤臣所以畏惧者也。”（《新唐书，列传第四下》） 史家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是因为中国史学的主要目的不是“求真”，而是“惩恶扬善”“以史为鉴”“使乱臣贼子惧”。目的决定手段，为有效地“扬善”和“惩恶”，让人“感动”或者“恐惧”，就须用“典型写作”的方法，使善恶对比分明、忠奸一目了然，使人知道爱什么、恨什么、学习什么、批判什么。典型写作的秘诀非常简单，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向读者提供单方面信息，令读者“偏听则暗”，误以为历史人物或者是毫无缺点的高大全式人物，或者是从头坏到底的十恶不放之徒。这些技巧在隋炀帝神话的写作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国人更重视历史，从有文字开始，中国历代都设有史官，史书之浩繁为世界所仅见，然而，也从来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在历史中肆无忌惮地造假：与其说中国古代历史是一个记录的过程，不如说主要是一个抽毁、遗漏、修改、涂饰和虚构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