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目录，便无法讨回，这可如何是好？这时候，郑振铎再一次出现救场。作为一个专业学者，郑先生有着良好的学术习惯。他在沦陷区抢救下来的所有书箱，都细心地编写成目录解题，每一本书俱有根脚。即使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他也没有把这仅存一份的宝贵目录丢掉。只消把这份目录和上野图书馆的存书目录一对，来源便一清二楚。南京中央图书馆迅速派人赶到郑振铎家里，把这份目录抄录一份，并带到日本。张凤举拿着这份目录，赶到东京进行举证。同期而至的，还有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证词，他亲眼看到日军少佐宫本博、中尉肥田木近等人掳劫的行为，写成英文证词一并提交。第三个关键证据，则来自叶恭绰。他带领的香港庚款小组在给这些书籍装箱之前，每本书上都盖了“国立中央图书馆考藏”和“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保存文献之章”两种印章，成为辩无可辩的铁证。 有这些铁证，盟军总部很快认可了中方的主张。1946年6阴，先归还了十箱古籍；到1947年5月，包括嘉业堂在内的三万四千九百七十册古籍回归上海。这一批珍本颠沛流离的经历，终于告一段落。可借的是，由于日方四处藏匿，没有善加保管，其中很大一部分品相受损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