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见证了福柯所谓支撑现代性观念的装置一浪漫爱意识形态 (爱、性和生殖在婚姻之下的三位一体)瓦解的过程。性革命促进了它的瓦解。但这种装置建立在双重标准之上，针对男性和女性的规则并不相同。在性的双重标准下，女人实践性革命的成本比男人更高。在学生运动中，有些男人在街垒的另一头尽其所能地利用在性方面比较活跃的女学生，却在暗地里对她们使用“公厕”这样的蔑称。到了90年代，我才得知“公厕”是当年“皇军”士兵用来指代“慰安妇”的隐语。那一刻的震惊怕是毕生难忘。我们当那些男人是“同他们却以“皇军用语”称呼我志34;们......只不过事到如今，也无法考证那是传承自“皇军”、还是人人都能想到的名称。性的近代范式是“性=人格”。女人的人格”会因为“出格”的性遭到玷污男人的人格却不受性的影响。在“性=人格”的范式下，遭受性暴力的女性是“肮脏的34;出卖性的女人被视为“堕落的”。以前甚至有“沦落女”“丑业妇这样的说法。而与“丑业妇”接触的男人似乎一点都不丑陋。人们普遍认为，男人无论怎么接触“堕落的女人”，都不会染上“堕落”。有一段家喻户晓的逸闻，说在明治时期，伊藤博文频频与“肮脏”的妓女发生不正当关系，结果有人在帝国议会上如此回应:“伊藤公的人格并没有被玷污。”不仅认为自己未被玷污，还将自身行为产生的罪恶感转嫁给对方，所以这种范式对男人而言无异于机会主义。针对性工作者的污名就来源于此。我们似乎尚未突破半个世纪前就试图摧毁的近代性观念(只针对女性)规定“性和爱必须保持一致”。现在回想起来，浪漫爱意识形态是一种相当了得的伎俩，硬是把两种本不可能一致的东西凑在了一起。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终于得出结论，回归原点:性和爱是两回事，应该区别对待认识是扭过来了，那这种变化又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性和爱是两回事，所以必须分别学习。我渐渐注意到，社会上出现了一批先学性后学爱的年轻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