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她们真正渴望的是被妥善赋予受害者之名”。我觉得把“被赋予”改成“自称”会更准确些。而且希望大家不要误解了，自称受害者并不是软弱的表现，反而是强大的证明。你也说了，那是一种“不畏惧当受害者的态度”。想象一下伊藤诗织女士说出“我是性暴力的受害者”需要多大的勇气便知一二。不愿被称为受害者，无法忍受自己是弱者，这种心态叫“恐弱”。这是精英女性经常陷入的一种心态。和恐同一样，恐弱也是因为自己身上有软弱的部分，所以才格外激烈地进行审查和排斥，对软弱表现出强烈的厌恶。厌恶“慰安妇”的右翼女性就有这种思维。她们不能忍受女人摆出受害者的姿态，觉得“我和她们不一样，我不是弱者”……而对男人来说，没有比这样的女人更好对付的了。我很清楚这些心理层面的微妙之处，因为曾经的我就是一个厌女的“精英女性”。想必你也知道，社会学领域有一个两难的问题：结构还是主体？主体作为个体越是坚持“自我决定”，结构就越能被免责。在结构上处于劣势的人确实有可能在短期内反过来利用其劣势从结构中获利，但长远来看，这将导致结构的再生产。主体也许能够暂时超越结构，但不可否认的是，结构的压力对主体有着压倒性优势。所以在你写过书评的那本《战争与性暴力的比较史研究》中，我们试图采取一种不否定主体能动性和多样性、也不为结构性压迫开脱的方法。我认为你们这一代人是有些犬儒主义的（尽管我不确定这么说是否确切）。这恐怕是因为你们生在后均等法 [5] 时代，内化了新自由主义，并且在90年代后期的性商品化浪潮中度过了青春期。和政治层面的犬儒主义一样，这种犬儒主义不会产生任何结果。而参加鲜花抗议 [6] 的那代人还很年轻，她们没有经历过90年代末攻击女性主义的热潮，也没有被政治上的犬儒主义所污染。碰到看不惯的事情，她们就会直接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