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巴比肯中心由男性主导的管理团队似乎忽视了女性如厕的老大难问题,但男人通常对此是有所了解的——考虑到女厕所那边常常大排长龙,从里面一直排到厕所门外,即使是最漠不关心的男人也很难忽视这一点。[2]但是很少有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确切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人们倾向于(和以往一样)将之归咎于女性,而非偏向男性的设计。但事实上,偏向男性的设计正是问题所在。从表面上看,给男女公厕安排相等的面积似乎公平合理——从历史上看,这是一直以来的做法。建筑面积对半分配,甚至已经写进了管道铺设的相关法规中。然而,如果一间男厕所里既有隔间也有小便池,那么每平方米内同时方便的人数就要远高于女厕所。这么一来,面积相等也不代表平等了。但是,即使男女厕所的隔间数相等,这个问题也不会得到解决,因为女性的如厕时间是男性的2.3倍。[3]老年人和残障人士中,女性占大多数,而这两个群体上厕所的时间往往更长。女性也更有可能要陪同儿童、残疾人和老年人上厕所。[4]此外,在任意时间段,还有20%至25%的育龄妇女正处在月经期,因此需要更换卫生棉条或卫生巾。在任何情况下,女性上厕所的次数都可能比男性多:怀孕极大地压缩了膀胱容量,女性患尿路感染的概率是男性的8倍,而这又增加了女性上厕所的频率。[5]面对所有这些解剖学上的差异,只有只重形式(而非实质)的平等教条主义者才会继续声称为男女分配相等空间是公平之举。这比所谓的平等设施更糟糕,因为这实际上是偏向男性的。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根本没有足够的厕所设施。[6]根据联合国的数据,三分之一的女性无法使用安全的厕所,[7]据全球水资源组织报道,女童和妇女每年用于寻找安全厕所的时间总计970亿小时。[8]缺乏充足的厕所设施对男女来说都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例如,在印度,60%的人口无法使用厕所,[9]90%的地表水受到污染[10]),但这个问题对女性来说尤其严峻,很大程度上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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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蒙娜·德·波伏瓦在1949年写下了著名论断:“人类是男性的,男人不是从女人本身,而是从相对男人而言来界定女人,女人不被看作一个自主的存在。(……)男人是主体,是绝对,而女人是他者。”译者在这里翻译“他者”很有意思,这里的“他者”指的是女性。与前文“男人不言而喻,女人不被提及。因为当我们说到人类,总的来说,我们指的是男人。”相合,可谓绝妙的讽刺。与后文“不加说明即为男性”则更是精妙!当作者用“通用阳性词”这一现象来论述“看不见的女性”时,译者转手用了通用阳性词来指代女性。这本书真真是被译者翻译出了另一个高度! 2、印度的公共交通机构也没有将数据按性别区分,[38]而欧盟最近的一份报告哀叹具有性别意识的交通数据太少,称“大多数欧洲国家没有定期收集这类数据”。[39]和英国一样,美国的交通统计年报只提到两次女性:一次是关于驾照,一次是关于步行。[40]不过与英国不同的是,美国在两次提及女性时甚至没有采用实用统计数据,而只是泛泛而谈。一个更隐蔽的数据缺口存在于世界各地运输机构呈现数据的方式中。总的来说,所有以有偿工作为目的的出行都被归为一个单独的类别,但照护工作被细分为更小的类别,其中一些类别,比如“购物”,与休闲根本没有区分开来。这没有考虑性别差异。当桑切斯·迪马达里亚加在马德里收集与照护相关的出行数据时,她发现以照护为目的的出行与以工作为目的的出行几乎次数相同。当进一步通过区分性别提炼数据时,她发现照护是“女性出行中最重要的目的,就像工作是男性出行的主要目的一样”。她认为,如果所有的出行调查都这样做,规划者将被迫像对待通勤一样认真对待照护出行。 3、这种男性默认的偏见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人,是他们开创了把女性身体视为“残缺不全的男性身体”的潮流(多谢了,亚里士多德)。雌性是“里外长反”的雄性。卵巢是女性的睾丸(直到17世纪它才有了自己的名字),子宫是女性的阴囊。它们之所以在体内而不是(像典型的人类那样)长出体外,是因为女性的“生命热”不足。男性的身体是女性无法企及的理想。 4、这种“不加说明就是男性”的研究方法似乎已经蔓延至所有民族志领域。例如,洞穴壁画的内容往往与狩猎动物有关,所以研究人员推测这些壁画是由男性——也就是狩猎者完成的。但是,人们最近又分析了法国和西班牙洞穴壁画中出现的手印,发现大部分壁画实际上是由女性绘制的。 5、For the women who persist: keep on being bloody difficult. 6、1839年,作曲家克拉拉·舒曼在日记中写道:“我曾经认为自己有创作天赋,但现在我放弃了这个想法;一个女人决不能有作曲的愿望——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我又凭什么指望自己能这么做呢?”可悲的是,舒曼错了。在她之前的女性已经做到这一点,其中包括一些17和18世纪最成功、最多产、最有影响力的作曲家。[71]只是她们没有“广泛的知名度”,因为还没等到一个女人死去,她就已经被人遗忘——或者,还没等到她死去,我们就把她的作品划到了一个男人的名下,使其成为性别数据缺口。费利克斯·门德尔松以自己的名字发表了他姐姐范妮·亨塞尔的六首作品,2010年,另一份之前被认为属于他的手稿也被证实出自亨塞尔之手。[72]多年来,古典文学学者一直认为,罗马诗人索皮西娅不可能写出那些署了她名字的诗句——它们未免太好了,更不用说还很淫靡。[73]朱迪思·莱斯特是最早获准加入艺术家协会的荷兰女性之一,在当时享有盛名。但在1660年去世后,她的名字被抹去,作品被归到丈夫名下。2017年,19世纪的艺术家卡罗琳·路易莎·戴利的新画作被发现——它们之前被归给了多名男性,其中一人甚至不是艺术家。[74]在20世纪初,备受赞誉的英国工程师、物理学家和发明家赫莎·艾尔顿评论说,尽管错误“是出了名的难根除,但把女人的成果归功于男人——这种错误简直比猫的生命力还顽强”。她是对的。教科书仍然习惯性地将托马斯·亨特·摩根视为发现性别由染色体而非环境决定的人,尽管事实上是内蒂·史蒂文斯对黄粉虫的实验证实了这一点——而且他们之间明明有书信往来,摩根还在其中询问史蒂文斯的实验细节。[75]塞西莉亚·佩恩-加波斯金发现太阳主要由氢组成,这一发现常被归功于她的男性导师。[76]也许这种不公正中最著名的例子是罗莎琳·富兰克林,她通过X射线实验和单位细胞测量发现,DNA是由两条链和一个磷酸盐骨干组成的,她的工作却使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
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

原作者: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

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简介:

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Caroline Criado Perez) 英国作家、记者。 曾就读于牛津大学(英语语言和文学专业学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性别研究专业硕士),作品常见于《卫报》《泰晤士报》《金融时报》《新政治家》等知名媒体。2015年出版女性群像传记《像女人一般》(Do It Like a Woman),入选多家媒体年度好书榜单;2019年出版...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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