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北朝史的人都会注意到子贵母死，研究者多多少少都会触及这个话题，迄今较为重要的成果见于两本书，一是李凭《北魏平城时代》，一是田余庆《拓跋史探》。[插图]两家各有侧重：李凭着眼于拓跋君权运行中母后的影响力，关注宫廷政治中权势女性的个体作用；田余庆先生则从拓跋集团的政治结构和历史经验入手，着眼于母族后族作为拓跋君权的支持者和竞争者的双重作用，以认识清除君位继承人的母亲，其实是预防强大母族干预国政进而威胁皇权。两人都对子贵母死的非人性因素感喟良多，犹以田余庆先生的这些话发人深省、余韵悠长：“在拓跋部向文明攀登的过程中，残酷的暴力是催化剂。暴力铸成了许多伤天害理的罪恶。……子贵母死的研究给我一种认识：野蛮孕育文明；同时也给我一个疑问：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使用残酷的暴力手段，难道古今文明都需要野蛮残酷才能孕育？我思之再三，无从作出答案。”在田先生看来，道武帝逼母杀妻之时以及之前，拓跋君权的确存在某种结构性的危机，最主要的问题是对母族后族部落力量的依赖。随着部落离散，集权加深，拓跋统治已基本稳定，母族后族难以干预国政，更不可能威胁皇权，原先立子杀母的动因早已消解。然而，“子贵母死完全制度化，并更严厉地执行，是在文明太后冯氏之时。冯太后与献文帝、孝文帝均无血缘关系。她……充分利用子贵母死之制，为自己及冯氏家族谋利。……在子贵母死之制日益制度化之时，形成子贵母死的社会条件却正在消失。……按理，子贵母死已失去存在理由，应当逐渐淡化，以至消失”。然而，制度也好，传统也好，决定其出现与延续的力量显然不是后世史家对历史时代的认识，而是历史现实中操弄权力者对自身利益的判断。所以田先生说：“冯太后为了私利，着力利用，使这一制度延续下来，而且更加严酷，导致预想不到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