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由于是受害者，因而成了加害者，我不知道还有谁能将这种双重意义表达得比冈泽更淋漓尽致。我作为一个女性被压抑的性、作为一个压迫民族的日本人的丑陋、以及谁都不会遭遇的作为统治者的凄惨与悲痛，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个整体。我就是这样一个被撕裂的、作为整体的存在。（井上·上野·江原·天野編，1994：88）20 世纪 80 年代，我也从一位在日菲律宾女性口中听到过同样的话。在全球化和日元升值的情况下，性产业的人口国际迁移发生了改变。原本日本男性会参加买春旅行团，而现在情况发生了逆转，作为性工作者的亚洲女性流入日本。这位菲律宾女性在得知日本妻子在丈夫去亚洲其他地方出差时，会在他的行李箱里放好避孕套的时候，不禁说道：“我们这些亚洲女性在用身体偿还你们这些日本女性因压抑而欠下的债。”短期来看，的确可以说日本妻子纵容了丈夫的性侵略。然而从长期来看，妻子不得不容忍丈夫买春，还被迫协助丈夫，即便受到了如此侮辱，但仍然没有离婚这一选项，她们也是父权制的受害者。但是日本女性一直甘于扮演这种受害者的角色，结果导致日本的父权制迫使其他国家的女性接二连三地成了压迫的受害者。冈泽这样急迫地写道：“革命急不可待。我们女性再也不能等了。不能再等待男性了。我们要快点找回自己。”（井上·上野·江原·天野，1994：90）她还在文章中写道：“没有今天的解放，就不会有明天的解放。” 这也与妇女解放运动理论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