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主义确立了人是目的，将阿基米德的支点从外在世界转向人的主观世界，放弃了价值根源的绝对之物，此后的理性主义抑或非理性主义，都源于人自身，因而不可避免地导向价值的不确定性，甚至在理性的自负与非理性的迷狂之间摇摆，托马斯.曼的《魔山》就反映了这种现代人的精神状态。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的暴力正是启蒙主义的滥用的实现。就我自己的教育背景而言，我认同康德的启蒙人文主义，但我也清楚它最终或将导向价值的主观创造，而不是理性的普适性证明。在康德那里，还有着对绝对之物的敬畏，因而具有一种对人类的乐观和确定。但是，现代人已经没有了任何敬畏，世俗人文主义者彻底摆脱了绝对者之后，却发现自己孤独地面对世界，无所依傍，所谓艺术的拯救，所谓世俗英雄主义，都如罗马尼亚哲学家布拉加（Lucian Blaga,1895-1961)所说，是将自己的影子当作依靠的支柱。人类再也回不到过去，甚至回不到康德的时代，这就是现代的“人的境况”，人只能将“行动”本身当作意义的根源。海德格尔强调的是这个，加缪强调的也是这个。世俗人文主义的终极困境就在于，当现代人摆脱了自然时间，进入历史时间而获得解放后，作为一个个体生命，他最终仍将发现，自己依旧走不出自然时间——每个人独自面对的命运。你相信命运吗？我相信人的命运，甚至相信每个文明都有自身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