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事情并没有以那样的方式发展。随着时间的流逝，写作已经在我职业生涯边上占据了一个属于它的位置，最终我彻底转向了写作。与此同时，我意识到自己关于奥斯维辛的经验远未枯竭。在最初的两本书里，我已经描述了奥斯维辛那些与今天存在历史性关联的基本特征。但大量的细节不断在我的记忆中浮现，而让它们黯然消逝的念头令我感到悲痛。许许多多的人物形象不寻常地从悲剧的底色中凸显出来：朋友，曾经的旅伴，甚至敌人—他们接二连三地来请求我帮助他们活下来，享受文学人物那模糊但长久的存在。这不再是遇难者中那些匿名的、面目模糊的、无声的大众，而是稀少的、独特的个体，在他们身上（即便只是一瞬间）我认出了反抗的意志和能力，因此还有美德的萌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