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所固有的野蛮,是当代文学的重大主题:现代叙述作品淌着我们这个世纪目击的所有大屠杀的血,它们的风格往往带有洞穴涂鸦的直接性,它们的道德目标是透过犬儒主义、冷酷和残忍来重新发现人性。我们把帕斯捷尔纳克置于这一文学脉络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内战时期的苏联作家实际上都属于这一脉络,从肖洛霍夫到早期的法捷耶夫。但是大多数当代文学中,暴力被当作我们必须经历的东西来加以接受,以便在诗学意义上超越它、解释它和把它从我们身上清除出去(肖洛霍夫倾向于使它合理化和崇高化,海明威把它当成一种男子汉的试验场来面对,马尔罗把它美学化,福克纳把它神圣化,加缪使它的意义变得空洞),但是帕斯捷尔纳克仅在暴力面前表示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