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思想冲破牢笼——我的七十年代三段论仅从我个人命运的角度看，是可以清晰地断出一个“七十年代”来的。1971年7月我锒铛入狱，1980年9月我考上北大，对于我的人生来说，两者无疑都是“划时代”的事件。当时我在贵阳。正题：生活在别处1．被抓七十年代在我的记忆中是这样开始的。1970年春节，大年初一上午，几十辆军用卡车载着一排排荷枪实弹戒备森严的士兵，押着刚刚在“公判大会”上被宣判死刑的几十名囚徒，在市中心的大街上缓缓驶过，然后直接驰向城郊的刑场。街道两旁熙熙攘攘站着一些沉默的看客，我也在其中。“军事管制”，我们那个小山城里的气氛确实有几分肃杀。从广东方面调过来的军队接管了从“西南的春雷”中诞生的“红色政权”，制止住了派性斗争”。全副武装的军车和士兵在大街上游弋早已是城市的日常景观。有一则当时流传的笑话说，一对恋人在公园里一时斗气，也招来了“武装干涉”——背着枪的巡逻兵走过来问道：“你们为什么屁股对屁股坐着？”那对没好气的恋人反问，这么坐着有何不妥，士兵的回答 是：“这里是公园，没有事不准进来！”讲这个笑话要学着模仿粤语腔的普通话，其效果不亚于如今的某些小品。有朋友私下里曾自嘲说：“其实我们最不怕的就是吓，因为我们就是吓大的。”据我观察，受惊吓多了，仿佛便会从一身冷汗中生出一种冷幽默。就说这示威性质很明显的“游街示众押赴刑场”的景象吧，那几年人们也好似见惯不惊。每年春节前照例会有一批， 民间竟冷言称之为“杀年猪”。不过，“杀年猪”理应是在年前，历年皆是如此。唯独这一年却选在了大年初一。再不怕吓的“看客”想必也会有些震骇。至少我是。当时我想，有一天我要把这一幕写下来。我当时其实也已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在网之鱼。几个月后，一个几乎天天与我在一起厮混的哥们被抓了，我和另外两位哥们的时光似乎就只能用来等待被抓。因为我们认定，那位哥们被抓的原因是伙同我们仨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