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脱尽名利心,唯一的办法就是使自己有名有利,然后弃之如敝屣。……不要名不要利,是强者,而多半是无能的弱者。我不取“陶潜模式”,宁择“王维路线”,且把纽约当长安,一样可以结交名流,鬻画营生,然后讲Forest Hills当做“辋川别业”,一五一十地做起隐士来。一片繁华,就是繁华使文化断尽,再也接续不起来。那些书都是玩文化于股掌之间的邪门儿赞物。世界名著呢,以前专家的优良译本不再版,刚愎自译的新版本一塌糊涂,足以证明世界上压根没有名著——从前的雅健清雄的文学的信徒文学的知音,似乎都没有留下后代,书也绝版,人也绝版。政治经济是动物性的,重于战术。文化艺术是植物性的,重于战略。……彼此甘愿为此“植物性”“战略性”而坚持一日之建在,如果世界上没有植物,那么动物也将绝迹。我可不是理想主义者,我是从急骤堕落的东方文化的绝境中,仓皇脱越而来到西方的,西方文化也在衰颓,然而总要尊严些,舒徐有致些——就像从一只快要灭顶的破船跳到另一只换换下沉的巨轮上,甲板虽已倾斜,尚可坐下来写些短诗。我贪婪于攫取时间和空间,这是生存的要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