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自由注定是多元的、喧嚣的、混乱的、充满差异和冲突的，正是基于对自由的这一现实主义理解，美国的开国之父们构建了一种以接纳私利、接纳派系、接纳冲突为前提的民主体系，但对于法国的革命家而言，将各派思想统一到神秘而模糊的“公共意志”中则是当务之急。在革命走向失控之际，罗伯斯庇尔写道：“我们必须拥有单一意志。这个意志只能是共和的意志或是保皇的意志…内部威胁来自资产阶级，要打败资产阶级，我们必须发动人民。一切已经准备就绪，要将人民置于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要让共和国的捍卫者在断头台上死亡。”于是，革命的恐怖不但可以被接受，而且成为一种道德义务，“没有道德，恐怖统治会毁灭一切；没有恐怖统治，道德便毫无用处。恐怖统治就是正义。” 可见，在法国革命中，“不自由民主”的崛起，你与其说完全是某个或者某些政治强人操控权力的结果，不如说它内置于革命者们如何理解政治、如何理解社会，乃至如何理解人性。这种民主模式的构建既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也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就“上”而言，统治者往往需要打压异己者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而就“下”而言，民众则往往渴望一种万众一心的“短平快”救世方案。这也是为什么不自由的民主本质上是一种威权一民粹主义，它的一头是威权，另一头则是民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