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经典语录/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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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一下:长林抗议啊,是因为灰税的事。当年包税导致龙脉毁伤,这不光对咱们婺源县和县学的气运有所妨害,对当初承包矿场爱护山灵的初衷,有所违背啊。 这话说得真够费劲的。很明显,谭知县想说这一切都是包税惹的祸,可骂包税,就会扯到矿监的公公们,一骂公公们,就会扯到皇帝。一个小知县,谁都不能得罪,只好小地遺责一下包税,然后还得往回找补一句,表示包税开矿的本意是好的,只是执行没到位而已。 谭知县应该是私下里跟利益方达成了某种妥协,争取到了灰税的取消。可是这些事没法开在合面上说,只好隐晦地点了几句因果。 有趣的是,在同一篇文里,谭知县前面还义正词严地痛斥愚民“且向所藉口者,或以灰税未除。而本县业已议豁,又复何辞!”后面忽然又说“其本岭灰税除另申豁外,谨据通邑情再合申报。 前面还口口声声说我们早把灰免了,后面却变成了我们正在研究免税的办法…… 这个前后不一致的矛盾,说到底还是好面子。灰税之争,毕竟是婺源县衡 理亏,但官府不能错,至少不能向老百姓认错,否则官威何在?所以谭知县用 了春秋笔法,把取消灰税之事挪到长林抗议之前,显得民众特别不理性,免了 税还闹事。 本来是官府收取重税,导致民众抗议,知县急忙弥补救火。这么一挪移, 变成了官府早有绸缪,无知民众无理取闹,官府耐心安抚解释。 效果完全不一样了
没想到,金知县和马县丞研究了一下,发现这一枪还真是不好开。 俞、程两人的罪行无可争议,不过他们违反的是保龙禁令。该禁令属于地方法规,违法者的罪名可大可小。从重判一个“煽惑民众”,可至徒刑或流刑,如果想往死了整,弄个刑也不太难;从轻判的话,一个“违禁凿山”,打上几板子也就完了 按照婺源县的本意,自然是判得越重越好。可大明各级政府的司法权限限制很严格。知县的权限,只到答刑或杖刑;再重一点的徒、流二刑,就得提交徽州府来判;若是死刑,还得送京里请三法司来定夺。 从金汝谐的立场来看,他绝不肯把这件案子上交。一交微州府,上司定会想:谭昌言在位时,保龙令执行得妥妥当当,怎么你一上任便出了这么大子?俞、程二犯固然可恨,你的管理能力是不是也得商権一下? 上任官员干得太好了,搞得现任压力巨大。金汝谐希望这事别闹得太大县衙处理就完了。以知县的权限,顶格处理,最多判个杖一百。当然,如果这个判执行,俞、程二人肯定也吃不消,会被活活打死。偏偏大明律有规定,有权赎刑,用缴纳罚款的方式抵扣刑罚。 赎刑分成两种。一种是“律得收赎”,即法律里有明确规定的赎刑金额,并且不能赎全罪。比如你判了杖三十、徒两年,你可以交钱把徒刑赎了,但杖刑不能免;还有一种是“例得纳”,可以赎买全罪,一点不用受苦。 毫无疑问,俞、程肯定会采用“例得纳赎”的方式来脱罪。 根据罪犯经济状况,大明例赎分成三种:无力、有力、稍有力。无力者,依律执行;有力者,输纳米谷来赎刑;稍有力者,可以用劳役折银的方式赎刑。 具体如何折算,如今已不可考。不过在《在京纳赎诸例图》里有这么一个数据:判徒刑三年的,如选择运送石灰的劳役,工作量要折够三十七两八钱;判杂犯死罪的,运送石灰的劳役则要折够五十七两六钱。
当初那些掩面而走的灰户、囤户,发现严打的风头已经过去,便大摇大摆地又回到船岭,扒开灰窑继续开工。他们凿岩的势头比从前还猛烈,开矿规模比从前还大仿佛欲望压制了・这次要一气全反弹回来。 等到乡宦士绅们发觉情况不对,整个龙脉已是一片千窑万矿的热闹景象。他们找到冯开时,请求他采取措施。冯知县微徴一笑,表示自有妙计。 没过几天,冯知县召集县里民众,公开宣布捐俸。他作为父母官,愿意捐俸百金,尽买龙脉石山烧灰处的地,留给县学作为学田。 这招谭昌言已经玩过了,事实证明没什么用,山民们根本不愿意出卖地契。不过捐这个动作,从宣传上确实好看,能充分体现出知县爱民如子的用心。 知县既然有了动作,士绅们也不好装聋作哑,大家各自出了点钱,湊足了三百两用于赎买龙脉。不过由于赎买政策形同虚设,这一轮宣传,只成全了冯知县的官声。 土绅们有点不甘心,再次去催问,冯知县又是微微一笑,拿出一篇文稿来。原来,冯知县已经写完了一篇陈述婺源保龙禁灰的大文章。 这篇文章,真的是辞藻华丽,典雅斐然。 比如他描写龙脉风水:“由来独加护持,以至龙神独王。挺生徽国道,周孔之源。辈产硕儒,著述匹邹鲁之盛,科第蝉联相续,台座鹭序推先。”“”指像白鹭一样群飞有序,多指朝堂之上的百官站位。 ……土绅们看到最后,通篇都是花团锦簇、骈四俪六的辞藻,却没什么干货,除了吹嘘了冯知县自己捐俸的义举之外,一条具体措施也没写。冯开时解释说,这篇文章不是给你们看的,是给上面看的。 他把文章的收件人地址一亮,满座皆惊。送直隶徽州府知府刘可法,送钦差整饬徽安兵备、江右参议张文辉,送巡按直隶、监察御史田生金,送差督抚应天等府地方、右副都御史王应麟,送差提督学校、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周。好家伙,冯开时竟然将自己的文章,群发给整个南直隶的高层,一个不少真当这是拜年短信啊。县级官府解决不...
位于北城墙之外的后湖黄册库,在此时已经毫无用处。有人提议,不如把那些黄册拿出来废物利用一下。于是禁绝了二百多年的后湖黄册库,终于撤去了封锁,向世人露出真容。 大批士兵跳上湖中五岛,踹开库房大门。他们顾不上感叹卷帙浩繁,把那些曾经悉心晾晒的黄册一摞一摞地搬了出去,粗暴地扔上小船运走。 中国古代有造纸甲之法,把软纸一层层相叠捶实,剪裁成甲,防御效果不错。黄册都是上好绵纸所制,正是做纸甲的好材料。另外明军装备了大量火器、火箭,将绵纸搓成细条蘸上火药,即是上好的药捻和引火折。 这是一幕极具象征意味的画面。曾令大明江山永固的黄册,在风雨飘摇中被一一扯碎。漫天的纸屑飞舞于后湖之上,万亿大明子民的户籍化为甲胄和火器,以毁灭自己的方式,试图成为挽救这个王朝的最后希望。 可惜这一切努力,终究只是徒劳。弘光元年(1645年)一一恰好是弘光登基一周年一一五月十五日,南京城落入清军之手。在弥漫的硝烟里,黄册库和它所忠心侍奉的政权一起灭亡了。 从洪武十四年至弘光元年,后湖黄册库一共存在了二百六十四年,几于大明二百七十六年国神等同。 这是大明保留下来的最后记忆。在这个王朝治下的每一个人一一你能想象吗,几乎每一个人一后湖黄册库都记得,大明都记得。 洪武初年在浙西耕作的农夫、永乐时迁至北京附近的军户、正统朝远在云南深山打猎的土司、正德朝在准西烧盐的灶户、嘉靖朝山东进学的士子、万历朝建阳的书商子弟…几乎所有曾在这片土地生活过的大明子民,都在这座库房里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们的身躯早已化为一杯黄土,名字却永远凝固在了这里,并和他们所效忠的朝廷再一次化为飞灰。 在这座黄册库里,记录着整整一个王朝的田土盈缩、民生消长。你可以拉远视角,注视大明王朝跌宕起伏的一生;你也可以拉近视角,看到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家庭的生老病死。其存储之巨、信息之...
在很多历史书里,作者讲到各朝开国君主时,往往热衷于描绘其在疆场上的血腥攻伐,沉醉于宫廷官场的钩心斗角,对于民政建设往往一笔带过。这会让读者产生一种错觉,仿佛只要君王们得了天下,税赋钱粮、民众徭役就会自动各归其位,倾心输减诚。 事实上,这些琐碎枯燥的工作才是真正的大事,也是真正的难事。老子有云:“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治理一个国家,必须像烹小鱼一样小心翼翼不可操切,否则一不留神就烂了。纵观朱元璋在洪武年间的这一系列举措,正好是老子这句话的最佳脚注 他的每一项政策都经过反复推演,有设计,有试点,有铺垫,有妥协,策略务实面有弹性,一步步走得十分扎实。从“户帖”到“赋役黄册”,从 百ー十户里甲”到“鱼鳞图册”,从“粮长制”到“实习历事”,层层推进,有条不素。 朱元璋别的施政成败姑且不说,至少在地方户籍建设上,他展现出了一个成熟、理性、精明且极有耐心的政治家手腕。其中的管理手段之稳重,放之今日仍有参考价值。 经常有人会感到很奇怪,朱元璋在国初那么折腾,为何国家没怎么乱,答案就在户籍建设的细节中。想想看,如果朱元璋制订户籍政策时既不论证也不调研,一拍脑袋就定一定就推,一推就乱,一乱就镇压,镇不住就遮掩,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大明能不能延续下去可真不好说不过这套户籍制度也不是完美无缺。它太过理想化,从根上想搞绝对平均主义,又为了稳定把民众東缚得极紧,指望他们世世代代都趴在土地上不动朱元璋在位时,这一系列制度尚能执行,他一死,这套体系便开始发生变化。有些政策被悄然废止,比如“永不起科”这个政策,在正统年间便被打破;有些政策扭曲走形,比如说粮长一职,后来成了老百姓避之不及的一个倒霉负担,谁戴上这帽子谁破产。弘治年间曾经有一首特别萌的民谣:“广买田产真可爱,粮长解头专等待,转眼过来三四年,挑在担头无人买。”说的就是这个状况。还有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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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庸 经典语录

马伯庸

马伯庸作品: 《长安十二时辰 上》 《三国机密》 《古董局中局》 《文化不苦旅》 《风起陇西》 《草原动物园》
马伯庸简介:

马伯庸,著名作家。 代表作有长篇小说 《古董局中局》、《风起陇西》、《三国机密》,中篇小说《末日焚书》、《街亭杀人事件》、散文《风雨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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