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义孚经典语录/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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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翻开一本名为《20世纪的中国》(The Chinese Century:A Photographic History of the Last Hundred years)的书时,才意识到这种对“大我”的遗忘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它唤醒了我对近现代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忆。我们家庭的故事——也是属于我本人的故事——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但当我看着照片和文字时,一种熟悉的感觉扑面而来,让我震惊。这是我的先叔祖段祺瑞穿着元帅服的照片。他1912年至1914年担任中华民国总理,1924年至1926年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我小时候听过很多关于他的事,他庇佑着段氏全族。段氏一族起源于安徽,很久以前,大概是在唐朝,全族都聚居在一起,属于一个大家庭。后来,家族分裂,各奔一方。到了近代,有两个主要分支。一支居于银山(我们家),另一支居于合肥(段祺瑞属于这一支);一支是穷人(我们家),另一支家财万贯。段祺瑞资助了我父亲上学,这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结果,我很快就会讲到。与此同时,这位大元帅的影子一路跟着我来到了美国。1956年,我到印第安纳大学的第一次面试中,一位对我能否被录用有发言权的亚洲史教授惊呼道:“你是中国总统的后裔啊!”要不是后来我想起了童年时的那些故事,我真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后来我得到了这份工作。《20世纪的中国》里还有一张照片,是1940年,汪精卫身穿燕尾服,向一名德国外交官敬酒。汪精卫是我母亲的一个远房表亲。这位亲戚做了什么呢?他就像法国的贝当(Pétain),是一个集民族先锋和叛徒于一身的人物。他在1940年至1944年担任汪伪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期间投靠了日本人。这可以算得上家丑。我记得听大人们谈起他时,既有疑虑,又有自豪。为什么会自豪?毕竟他也是当时的风云人物。他错误地以为,自己是爱国的,因为他认为只有通过与力量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合作,中国才能得救。至于感到疑虑,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认识到,即使在生活困难的环境下,阶级特权和微妙的心理激励也会让自己变得更强大。贫穷并不等于耻辱。在饱受战争蹂躏的中国,拒绝腐败的人都是穷人。但我当时没想明白的是,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家竟然还能雇佣两个仆人——他们都没有工资,有工资也不能定期发放,因为父亲的工资是不定期发放的。当时,我还应该多注意一下父亲和他朋友们的教育水平。当他们聚在一起聊天时——他们经常在客厅里聊天,屋里很快就充满了香烟的烟雾,或者在夏天繁星下的院子里聊天——话题就会天马行空地从政治跑到天文,又从元代的戏剧飞进罗素的逻辑学里。他们的中文里夹杂着英语、法语和德语。我怎能忘记这样一个明显的不合情理之事:当年,父母自己都食不果腹,却还能邀请尊贵的美国大使纳尔逊·詹森(Nelson Johnson)来共进晚餐?为了这件事,我们简陋的家被大动干戈地改造了一番。为了腾出一个本不存在的餐厅,父母把卧室里的家具都搬到了邻居的院子里,而我们这些孩子则愉快地被逐出了家门。在一个很少见到汽车的村庄里,大使的豪华轿车就像一艘来自外太空的闪闪发光的飞船,车上的挡泥板前飘扬着小小的美国国旗。我常用“公民”“文明”“世界”“世界舞台”等词语来表达眼界、力量和上进心等意思。中国孩子在学校里受到的教育,推崇一种远远超越国界的知识扩张主义。这样,孩子们就属于一个世界性的心灵网络(即“关系”)了,任何一个孩子都可以相信他或她与牛顿这样的伟人有着十分亲近的关系。现在,我想就更具社会政治意义的扩张主义和关系来谈谈我的看法。众所周知,社会阶层越高,其活动的时空范围就越大。在中国,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的家庭或士绅家庭都能够将自己的影响力传递出去,远远超出他们居住的村庄、城镇或城镇群。家庭的个性和历史,同当地、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的个性和历史都是融合在一起的。我的家也不例外。小时候,我听父亲讲先辈们的故事,却无意中听到了(尽管我不应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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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义孚 经典语录

段义孚

段义孚作品: 《回家记》 《我是谁?》
段义孚简介:

段义孚是一位当代华裔地理学家,他的人本主义地理学思想在西方地理学界,以及与西方关系密切的其他地方的地理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将人的种种主观情性与客观地理环境的丰富关系进行了极具智慧的阐发,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Yi-Fu Tuan(他的英文名字)一名,蜚声于世界人文地理论坛。段义孚1930年生于天津,后随家到澳大利亚、菲律宾。在牛津...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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