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四十五岁。我赤膊坐在雅典的利卡贝托斯酒店里，汗流決背，喝大量的可口可乐。在这座城市，我一个人也不认识。黄昏时分，当我出来想找个地方吃饭时，我发现自己置身于密集的人群里，他们正在叫喊着，听不出他们在说什么。就我能推测的，选举在即。我穿梭在一条没有尽头的大街上，那里拥塞着人群和车辆，汽车喇叭在我耳中狂嚎，由于一句话也听不懂，我突然觉得这其实就是死后生活—觉得生命已结束，但活动仍在继续着；觉得永生就是这个样子。 四十五年前，母亲给了我生命。她前年逝世。去年，父亲逝世。我，他们唯一的孩子，沿着雅典黄昏的街道漫步，他们从未见过也从不会见到的街道。他们的爱、他们的贫困、他们的奴役的成果—他们的儿子自由地漫步，而他们在奴役中生活，在奴役中死去。由于他不会在人群中撞见他们，他这才意识到他错了，这里不是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