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所固有的野蛮，是当代文学的重大主题：现代叙述作品淌着我们这个世纪目击的所有大屠杀的血，它们的风格往往带有洞穴涂鸦的直接性，它们的道德目标是透过犬儒注意、冷酷和残忍来重新发现人性。……但是大多数当代文学中，暴力被当做某种我们必须经历的东西来加以接受，以便在诗学意义上超越它、解释它和把它从我们身上清除出去（肖洛霍夫倾向于使它合理化和崇高化，海明威把它当成一种男子汉的实验场来面对，马尔罗把它美学化，福纳克把它神圣化，加缪使它的意义变得空洞），但是帕斯捷尔纳克仅在暴力面前表示不安。我们是否应该向他敬礼，把他当做一位本世纪从未有过的非暴力诗人？不。我不会说帕斯捷尔纳克通过他本人对暴力的拒绝来写诗：他带着某个必须太经常目睹暴力、某个只会不断谈论一次次的残忍事件的人那种忧心忡忡来记录暴力，一次次记录他的异议，他自己作为局外人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