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尔加从朋友那儿借来马查多的诗集，他用紫色铅笔在扉页上写了首诗，大意是，诗歌是不可能造就的可能，和音乐一样，它是看不见欲望的可见的记录，是灵魂的神秘造就的肉体，是一个艺术家所爱过的一切的悲哀遗物。而推动一首诗的动力来源是不同的，有时是一组意象，有时是音调或节奏。洛尔加认为，隐喻必须让位给“诗歌事件”(poetic event)，即不可理解的非逻辑现象。接着他引用了《梦游人谣》的诗句为例。他说：“如果你问我为什么我写‘千百个水晶的手鼓，/在伤害黎明’我会告诉你我看见它们，在天使的手中和树上，但我不会说得更多，用不着解释其含义。它就是那样。”“超现实主义是逃避的另一层意思。”洛尔加和聂鲁达常在一起朗诵演讲。他俩互相赞美，不吝辞句；尤其是洛尔加，有时简直是挥霍。这似乎是一个天才的特权?对他人才华无节制的激赏。在一次正式场合，他介绍说，聂鲁达是当今最伟大的拉丁美洲诗人之一，是“离死亡比哲学近，离痛苦比智力近，离血比墨水近”的作家。聂鲁达“缺少两样众多伪诗人赖以为生的因素：恨与嘲讽。”聂鲁达认为洛尔加是“我们语言此刻的引导性精神。”茨维塔耶娃带他游遍莫斯科。她这样写道：”在1916年2月至6月是我生活最美妙的日子，因为我把莫斯科赠给了曼德尔施塔姆。革命和基督教的线性时间观以及对未来的承诺是极其相似的。但由于革命对历史进程的改道以及对其阐释权的垄断，血腥的暴力与集权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常想到个人与时代的关系。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序言中写道：”我的许多同龄人都陷入时代的车轮下。我所以能幸免，并非由于我比较坚强，或者比较有远见，而是因为常有这样的时候：人的命运并不像按照棋路下的一盘棋，而是像抽彩。”在某种意义上，诗人生来注定是受苦的，但绝非为了自己。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写过这样一句诗，让我永生不忘：”我泪水涔涔，却不是为了个人的不幸。”正如里尔克在他关于罗丹一书中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