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社会上很流行这类“苦”。部讲自己的下台上台，知识分子讲自己的被歧视，资本家讲自己金条统统被抄走了，我们就讲自己在农村的艰苦生活…当然，干部不说自己曾经也很官僚，资本家不会说他们的金条是剥削来的，我们也不会说，农民比我们更苦。我们在诉苦的时候，可能也在回避一些东西，回避的是什么，不要说当时，就是现在，也很少人去探究。我不是要指责“诉苦”，“文革”伤害了很多人，“社会主义”也伤害了很多人，这个苦当然要诉，把苦诉出来，极左政治就没有了合法性，这就是革命的教训，教训需要总结，不总结不行。可是，在个人的“诉苦”背后，同样也有阶层或阶级的利益。工人也有苦啊，工资普遍不高，家里人口多，“文革”十年，工资不涨，房子不分，老少三代夫妻共居一室，不算少。不过，工人不好意思诉这个苦，比起人家妻离子散的故事，这一点苦还真不算什么。所以，那时候，工人基本是在听别人的“故事”。后来，工人也有苦了，想诉的时候，这个社会又不流行“诉苦”了，说要一切向前看，看得最远的，当然是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