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在琢磨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一个华侨富商之子投身革命，往往是想通过救亡，通过对社会不公正的集体反抗以实现个人理想——个人与革命之间不免有互相需求与误解的成分。应该看到，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苦难历程中，这场基本上是农民造反运动的革命，有着必然的合理性的同时，也伴随着与生俱来的悲剧性。它混合着各种动机诉求与欲望，如同没有河床的洪流，冲决一切羁绊的同时带有自毁倾向。他的反抗是个人的，他相信任何形式的集体反抗最终必与权力结盟，任何以自由为名的造反都将走向奴役之路。他是一面光芒涌动的镜子，与黑暗对立，却并非为了折射黑暗。它似乎提醒我们一个阴郁时刻的到来：趋炎附势、追名逐利、男盗女娼、画地为牢——这一切正成为我们文化的主流。是的，我们自以为与时俱进，其实在不断后退，一直退到我们出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