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末的全民大迁徙带来无限商机。在红卫兵的通令下，近十万北京居民被遣返回原籍。我们轮流看守，既怕他逃跑，又怕他自杀。“文革”爆发那年我十七岁。我就读的北京四中处于风暴的中心。那正是我数理化告急的关坎——期末考试在即。学校突然宣布全停课，我跟着欢呼雀跃，为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失败，也为了自己跨越数理化障碍的胜利。“文化大革命”于我，最初是一场狂欢节。每天醒来，我都感到不踏实，担心毛主席改主意，直到他老人家最终下定决心，永远关上学校大门。一个男孩进去青春期，往往要有人点拨，相当于精神向导或心理治疗，最好是一位成熟女性。（我没有）致公党主要由归侨组成，是八个民主党派中的小兄弟我开始独自去看电影，特别是期末考试头一天，似乎那是最佳的放方式。我一般连看两场，在另一个世界彻底忘掉考试。也怪，就成绩而言，看电影比临阵磨枪有效了。（神经粗大是左病特征）这事把我乐坏了，但憋住没笑，我似乎看到全能的父亲独自站在电影院门口的冷风中，四顾茫然，一副无奈的神情。（左病的表现是对父权表面上的敬畏和暗地里的损伤，也就是改朝换代时彻底的打倒。这种情况下没有真正的继承如小杰对父亲的向往，有的只有下一代的自私自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