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团结的催化剂中，最容易运用和理解的一项，就是仇恨。仇恨可以把人从他的自我快速卷走，使他忘记自己的幸福和前途，不去妒忌他人也不会只顾自己。他会变成一颗匿名的粒子，渴望跟同类汇聚融合，形成一个发光发热的集体。海涅说过，基督宗教的爱所无能为力的事，可以靠一种共同的仇恨去做到。 群众运动不需要相信有上帝，一样可以兴起和传播，但它却不能不相信有魔鬼。通常，一个群众运动的强度跟这个魔鬼的具体性与鲜明度成正比。希特勒被问到有没有考虑过要把犹太人全部消灭时，他回答说：“没有……那样我们势必得另外创造一个犹太人。要紧的是有一个具体的敌人，而不仅是一个抽象的敌人。”1932年，有一个日本使团造访柏林，研究纳粹运动。当福格特(F．A．VoigL)问其中一个成员对纳粹运动有何观感时，对方回答说：“真是了不起。但愿我们在日本也能有类似的运动，只是我们做不到，因为日本并没有犹太人。”那些精明得知道该怎样发动或推进一个群众运动的人，除了知道该提出何种主义纲领以外，还懂得怎样挑选一个敌人。克里姆林宫的理论家显然就是个中高手；他们不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就选定民主的西方（特别是美国）作为敌人。由此看来，不管西方释出多大的善意和作出多大的退让，克里姆林官都不会减低其中伤西方的分贝和言语激烈程度。 蒋介石的一大败笔就是八年抗战结束后，未能及时找到一个代替日本人的新魔鬼。这位雄心勃勃却头脑简单的将军大概是太自负了，以致未能了解，会让中国群众团结起来的因素并不是他，而是“魔鬼”日本所激起的民族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