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进步的一个最重要基石是允许人们说“不”,让大家有“不做什么”的自主权。这正是英国哲学家柏林所说的“消极自由”。巴特比的“我倾向于说不”,是对这种“消极自由”的鲜活诠释。生存中最可怕的,是心里每天都想说“不”,行动上却忙个不停,在朝九晚五的流水线上勤勉有加,深陷马克思批判的那种与自我、与劳动的异化状态。异化的基础是根深蒂固的犬儒主义和奴隶主义,尤其是犬儒主义,危害巨大。《抄写员巴特比》中,最具悲剧性的不是巴特比,而是律师事务所的那个老板。他具有犬儒主义的所有特质,既看到社会的病态,也同情巴特比,甚至还有些理解他,但他还是一步步将巴特比送入万劫不复,落人监狱这个“合法的暴力”机器之中。这不正是“面向现实”的精致精英的普遍德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