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读《纳粹医生》这本书，有一个细节印象深刻。作者说，在整个德国纳粹史上，尽管杀人无数，官方文件上却从来没有出现过“杀死”（kill）这个词，永远都是“清除”“驱逐”“净化”乃至“最后方案”等正面或中性词汇。也就是说，纳粹从来避免以屠杀者的身份出现，他们试图以“拯救者”的面目出现，以“科学理性”的面目出现，以“进步推动者”的面目出现。用党卫军首领希姆莱的话来说：“国家社会主义不过是应用生物学而已。” 因此，当时很多普通德国人，正是通过这种“生物进步主义34;的意识形态看待纳粹之恶，而通过这个“翻译软件”看到的恶，就不再是恶了，是为了迎接美好明天进行的“大扫除”。艾希曼之所以如此热情洋溢地投入到反犹工作中，也正是因为接受了这样一种世界观。在20世纪50年代的访谈中，他明确表示：“在完全理解《凡尔赛条约》的耻辱之前，我已经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信奉者了。很大程度上，国家社会主义就是超级民族主义。”他甚至表示，他是康德的信徒，不过，他说，“苏格拉底式的智慧，应该臣服于国家的法律。” 所以，普通人为什么会作恶？因为恐惧，因为利益诱惑，因为观念的魔法。个体的恶或许乏味，但是集体的恶从来并不平庸，它前面往往是权力的指挥棒在呼风唤雨，而燃料则是被不容置疑的政治话语所点燃的激情。也就是说，艾希曼或许并不像阿伦特所说的那样“不假思索”，在高压、在利益面前，他始终进行着精密的计算，而动听的意识形态则给了这种计算一个合理化的外衣。所谓盲目，与其说是个体的“不思考”，不如说是系统的“反思考”。它不是任何人天生的无能，而是制度所施加的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