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后，这种宗教极端主义的力量，成为阿富汗国家建构最大的障碍。我们可能会觉得，为什么塔利班一定要和政府打？他们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谈谈，就像南非当年一样实现权力分享吗？答案是：不能。至少，如果现在的塔利班还是过去的塔利班，答案就是“不能”。为什么？因为宗教原教旨主义带来的意识形态刚性。在他们的观念体系中，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法”必须成为国土上唯一和最高的法，而人类所能制定的法—不管是国王制定的还是所谓民主议会制定的，只能臣服于“伊斯兰法”。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如何接受与政治世俗派分享权力？纯粹的权力之争或者利益之争可以讨价还价，但是你死我活的观念之争却没有商量的余地。 让阿富汗跌入今天这个旋涡的，主要不是静态的地理因素，而是两种极端主义的对撞一苏联式的极左浪潮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两种极端看似南辕北辙，在一点上却彼此相似，那就是它们“改造世界”的狂热，那种用理性、用纯净的道德理想、用原教旨主义去重新书写历史的热情。这种冲动摧毁了阿富汗原有的政治秩序，却发现在人心面前，暴力会抵达它的限度。很多国家都经历过极左主义或者宗教原教旨主义，但是把这两者在短时间内都经历一遍的国家，却似乎只有阿富汗，简直相当于一个人被两辆卡车分别碾压了一遍。更糟的是，这两种力量在阿富汗发生了遭遇战。关于这场遭遇战，有个学者的比喻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苏军入侵后，宗教极端主义的兴起，就像是阿富汗面对病毒人侵时的免疫风暴一它的确杀死了病毒，但是同时也杀死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