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16世纪开始的密集战争，催生了欧洲各国的常备军建设、财政国家建设、官僚体系建设。这就是“战争缔造国家”的机制。那些及时地、成功地将政体从封建结构改造为中央集权结构的国家，才能在几百年征战中幸存下来，反之则可能被历史淘汰。正如蒂利所发现的，1500年欧洲大概有500个政治单位，到1900年，只剩下20多个。这个数量的变化，正说明了这个残酷的大浪淘沙过程。今天，我们都知道德国、法国、英国，但是，我们有几个人了解萨克森公国、波西米亚王国、勃艮第公国、巴伐利亚王国以及更多名不见经传、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政治体？国家建构就是这样一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虾”的丛林游戏。 这里当然有很多原因，地形地貌的差异、战争激烈程度不同、“法家改革”的力度不同，等等，但是归根结底，还是我们之前讲到过的，理解政治的一个基本原则一“政治在社会中”。 简单来说，西方在16世纪左右开始“国家建构”的时候，他们的中央权力已经深深嵌入到了一个相互制衡的权力网络中，除了王权，还有强大的教权、高度自治的城市、崛起的商贸阶层，以及势力更加强大的贵族权力，所有这些“其他势力”都像缰绳一样，约束了“国家建构”这匹马狂奔的速度。而中国在两千年前开始这一进程时，没有那么多元的政治权力，也还没有发展出非常复杂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结果就是国家建构如同脱缰之马，一路狂奔到了大一统。 所以，国家能力从何而来？很不幸的是，战争是一个重要机制。在中国，春秋战国几百年的战争虽然残酷，却为高度集权的大一统政治结构奠定了基础。在欧洲，一方面，战争带来了国家建构的动力；另一方面，多元的政治结构又约束了国家建构的深度。而在非洲、拉美、印度等国，历史上战争相对稀疏，其意外后果则是缺乏国家建构的动力，以至今天政府难以垄断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