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信里写道：“在我和同龄人心中，对男性的信任好似风中残烛，已然消失殆尽，而我想把这次连载变成一个契机，促使大家思考如何重拾这种信任。”我很想知道，他们看到这段话会做何感想。 每次和周围的男性谈起色狼和性犯罪，他们的反应都是“我就和他们不一样”“我从没干过”，但他们中不乏经常享受风俗服务的人，妻子被出入风俗店的丈夫传染了性病也是常有的事。战争期间去“慰安所”的士兵其实都是普通的日本男性。也有些具有想象力的男性会想，自己如果置身于同样的情况，搞不好也会干出同样的事情。 援助“慰安妇”的女性运动之所以不断壮大，正是因为那些不用成为“慰安妇”的女性产生了伴有疼痛的共鸣，觉得“遭遇不公的也可能是我”。1991年第一次看到“慰安妇”的报道时，我也感到了切身之痛。女性运动让那些不是直接受害者的女性也参与进来，带头解决女性面临的困境。因为我们感觉到，其他女性的过去也许就是自己的明天。 可为什么要由作为受害方的女性出面解决性暴力问题呢？我百思不得其解。男人的问题难道不该由男人来解决吗？是色狼逼得女性不再信任男性，可广大男性为什么不将怒火对准色狼？为什么男性不主动发起打击色狼的运动，还把女性的指控看成诽谤，坚持主张“色狼蒙冤”？最有资格对性骚扰者感到愤怒的就是不会性骚扰的男人，可他们为什么要反过来包庇败类，而不是痛骂？出入风俗店的男人为什么不引以为耻？男人可真是难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