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一封信里写道，我十分抵触讲述自己遭受的“伤害”、以受害者的身份发声。而您引导我说，自称受害者才是强大的证明。我格外抵触作为受害者发声的理由之一，确实是无法容忍自己是“弱者”。其实我非常内疚，因为我进入了一个被母亲定性为“不像话、不美、愚蠢和肮脏”的世界，以至于我不禁认为，就算我为此遭受辱骂和性暴力，那也是咎由自取。不过我不确定这和恐弱是不是一回事。我零星记录了与母亲的对话，其中就有这样一段：进入夜世界，为了一点小钱将身体交给男人，就意味着放弃“当因此受伤时说自己受伤了”的权利。您在上个月的回信中提到了记者伊藤诗织。我发自内心地尊敬她。但我无法像她那样表达。我只能通过咒骂、嘲笑自己的愚蠢，吞下我遭受的性暴力和辱骂。恐怕无数与暴力咫尺之遥的夜班女性都是这样。我也意识到，这种态度很接近二次伤害、自我负责论等观点，都会令受害者再次受到伤害。需要明确的是，我无意指摘受害女性行为愚蠢。但事关自己时，我从未摆脱“我无权成为受害者”的想法。因为在畏惧批评与沮丧之前，我早已对自己说尽了会造成二次伤害的妄言，根本无须他人发话。我有这样一种意识：在进入深爱自己的母亲否定的世界时，我就已经扛下了今后可能发生的所有伤害。比如我通过拍AV获取了报酬，但也因此失去了反对男性剥削的资格。我不曾把这种态度强加于人，但正如您在上个月回信中写的那样，“无法忍受自己是弱者”的女人对男人而言是多么好对付，考虑到这点，我便无法忽视我这样的人有可能促进剥削结构的持续再生产，而这也是我最大的烦恼之一。在已经失去母亲的当下，我是否还有可能坚强一些，坚强到能在某种程度上原谅自己的愚蠢，称自己为受害者呢？讲述自己的愚蠢，又会不会伤害其他受害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