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权利场域的参与者对制度或传统的选择性利用，才是制度成其为制度，传统成其为传统的主导力量。比如，冯氏从一个因罪入宫的奴隶，蝉蜕一般变身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的过程中，子贵母死之制就是她最重要的武器，先是被她的支持者和保护者，后来被她自己完美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随着部落离散，集权加深，拓跋统治已基本稳定，母族后族难以干预国政，更不可能威胁皇权，原先立子杀母的动因早已消解。然而，“子贵母死完全制度化，并更严厉地执行，是在文明太后冯氏之时。冯太后与献文帝，孝文帝均无关系。她...充分利用子贵母死之制，为自己及冯氏家族谋利...在子贵母死之制日益制度化之时，形成子贵母死的社会条件却正在消失。”...然而，制度也好，传统也好，决定其出现于延续的力量显然不是后世史家对历史时代的认识，而是历史现实中操弄权力者对自身利益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