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田先生看来，道武帝逼母杀妻之时以及之前，拓跋君权的确存在某种结构性的危机，最主要的问题是对母族后族部落力量的依赖。随着部落离散，集权加深，拓跋统治已基本稳定，母族后族难以干预国政，更不可能威胁皇权，原先立子杀母的动因早已消解。然而，“子贵母死完全制度化，并更严厉地执行，是在文明太后冯氏之时。冯太后与献文帝、孝文帝均无血缘关系。她……充分利用子贵母死之制，为自己及冯氏家族谋利。……” 然而，制度也好，传统也好，决定其出现与延续的力量显然不是后世史家对历史时代的认识，而是历史现实中操弄权力者对自身利益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