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制与等级制社会对出身与流动限度是非常敏感的，（p240)出身寒贱者只宜在一个限阈内流动，如果因某种机缘突破了制度设定的流动极限，进入由特定身份等级社会所专属的那个阶层，他就成为通常不受欢迎的特例。对高等级政治职务的垄断，反映了国家对高等级社会经济政治利益的制度性保障，与此相配合，就有一整套意识形态设置，其基本舆论不仅是当时政治的晴雨表，也会反映在历史编纂中。突破身份的制度性极限，意味着必然面对否定性的社会舆论。清人钱大昕说：“六朝人重门第，故寒族而登要路者，率以恩倖目之。”（《廿二史考异》卷三七南史三“恩倖传条”)目之为恩倖，就是对其权位予以伦理性的否定。（p241）然而，皇帝制度又在法理上决定了一切政治权力都不过（p241)是皇权的延伸，也就是说，皇帝既是一切官爵合法性的来源，也是一切官爵的终极分配者。皇帝制度内在属性之一，就是皇帝可以突破已有制度。由此决定了官职竞争中总有弯道超车者，也总有火箭式干部。（p242)